伦敦用“胶水”粘空气污染物

　　

　　修磊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

　　1971年，当尼克松向周恩来询问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时，周恩来如此淡淡地回答。

　　这种平淡无奇的对话常被对西方人引用来证明中国文化的深谋远虑和富有睿智——虽然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后来在他的《论中国》中对此进行了更正：周恩来所指的并非1789年法国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的事件。而是发生在仅仅3年前的1968年巴黎学生骚乱。

　　但无论如何，用这句话来形容2011年的埃及革命仍然是恰当的。

　　近日，埃及当局以安全为由取消了一项国内犹太族裔的传统节日。联想到几个月之前埃以两国的边界冲突，埃及民众在以色列驻埃及大使馆外的激烈抗议，以及暴力行为。这一切都说明，西方给予厚望的革命之后的埃及与西方阵营的以色列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甚至有埃及国内舆论针对近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不公行为，呼吁修改1979年达成埃以和平的《戴维营协议》。

　　民主是一把双刃剑。在2011年埃及街头革命轰轰烈烈之时，之前一直被视为伊斯兰极端势力而备受压制的穆斯林兄弟会竟然成了这场革命最大的赢家。

　　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有迹可循。近年来，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全球穆斯林地区兴起，而埃及的这一逐渐回归伊斯兰文化身份的趋势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而已。

　　世界知名的生物医学工程专家，曾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张信刚教

　　授在他的《大中东

　　行纪》中回忆，他上世纪70年代末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时曾指导过一名埃及博士后。这名埃及人“说他既是百分之百的阿拉伯人，也是百分之百的埃及人，还说埃及自1971年开始使用的正式国名‘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正好反映了大多数埃及人的自我认同”。张信刚发现，这位埃及人从来都没有强调他是穆斯林，在斋月里也没有听他谈起守斋的事。

　　到了80年代，当张信刚教授在南加州大学指导又一名来自埃及的博士生时，这位博士生已经将对于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度和“谨守伊斯兰教规，斋月时即使在做实验也会按时祈祷”做到并行不悖了。

　　而到了2005年，张信刚前往开罗大学进行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当问到学校为其指派的一位埃及女秘书“在埃及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这三个身份中，她自己觉得哪一个最为重要”时，这位年轻的埃及女大学生已经毫不犹豫地回答“穆斯林”了。

　　更令人感到讶异的是，2005年在这个教育相当普及，所谓亲美的国家里，居然找不到几家外文书店，也很少看到外国书刊的阿拉伯译本。所看到的只是“穆斯林宗教热忱的提高和对基督教徒容忍程度的降低”。

　　由此看来，2011年的埃及革命所反映的绝不是西方观察家所一厢情愿的“自由”、“开放”“民主”等理念的胜利，这里面固然有民众对于穆巴拉克政权的痛恨因素之外，更反映了在全球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伊斯兰文化复兴，埃及民众的文化心态逐渐倾向于保守与焦虑的大趋势。

　　埃及革命将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还未为可知，这不仅是带给这个世界的挑战，更是埃及命运所面临的挑战。

　　（责任编辑：林秀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