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再造时刻：政府转型成当务之急

　　

　　1月11日上午，浙江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杭州开幕。作为省政协委员的胡福林选择了“请假”。在位于温州瓯海开发区娄桥工业园的厂区办公室，他起草了一份“对信泰集团债务危机引发的思考”交到了会务组。面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胡福林的回答很坚定，“年关到了，很多债权人，总是要有个交代的。”

　　“交代”无非是两条路径，一是尽可能盘活几块资产，包括催收现金应收款，对一部分债权人制定分期偿还的办法；二是加快制定、落实重组方案，对一部分债权人实施“债转股”。“现在都进入法律程序了，成立了债权委员会，愿意转股的，通过委员会审核就可以转股。”胡福林说，信泰集团已决定和当地6家企业合并重组，以净资产组建一个光电产业集团，加快战略调整。

　　刚刚过去的一年，胡福林的短暂“出逃”经历，是温州企业主“跑路”现象中的代表性事件。近年来，他所在的信泰集团除了作为主业的眼镜业外，还涉足太阳能光伏。正因为过大过快地铺摊子，给企业埋下了财务隐患。按照他的解释，自己不得不出走国外“出去冷静一下”。

　　2011年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温州召开部分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就保持温州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提出具体要求；10月9日，胡福林返回温州；10月20日，信泰集团眼镜车间复产，800多员工重新上岗，到12月底已实现产值2000多万元……这番经历让胡福林刻骨铭心。

　　事实上，经历了2011年风波的温州人，或多或少都与胡福林感同身受。上至温州地方政府管理者、下至温州中小企业主和普通民间投资者，都已经明显感受到，本世纪以来，过去那个引领时代发展先声的“温州模式”已悄然生变，越来越被“股市敢死队”、“炒房团”、“炒煤”“炒矿”、“炒棉花”等“炒”声所淹没或被贬义为“遍地投机”……

　　现在，面对中国改革发展又一个30年的新时代，温州何处去？温州模式和温州精神何处追寻？岁末年初，本刊记者又一次探访温州，近距离感受“温州模式”的今昔变迁与突围思路。

　　“半城市化”困住温州企业

　　出了温州主城区往东，在龙湾区瑶溪镇，机场大道边上，有一个村叫龙东村。近年来，龙东村大力发展家庭工业，经济发展较快，但是受土地瓶颈、环境保护等制约日益明显。这个村有28家小电镀厂，布局凌乱拥挤，厂房挨着民房，民房围着厂房，企业排放出来的废气，甚至不用拐弯就飘进了居民家里。

　　2011年，经过一场并不轻松的治理整顿后，龙东村28家小电镀厂全部迁入龙湾蓝田电镀园区经营，标准厂房、污水处理、能源供应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年前，温州市鹿城、龙湾、瓯海三个区的电镀园区均已投用，可以说温州市区的园区外电镀企业基本都关停了。”温州市环保局副局长王进光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温州市700多家电镀企业，仍有40%多分布在园区外经营，2012年，这部分电镀企业都将被要求“入园”经营。

　　温州这一轮企业风波中，出问题的企业虽有各自诱发因素，有的是扩张过度导致财务危机，有的是卷入高利贷导致资金链中断，总体来说，以“低小散”为主的温州传统制造业，在当前宏观调控和市场竞争形势下，竞争力趋弱是不争之事实。

　　采访中，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容为本刊记者介绍说，改革开放以来，既无资源优势又缺国家投资的温州市，之所以能迅速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除了依靠温州民营企业家敢闯敢干、吃苦耐劳的性格，政府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条腿”，即放手鼓励民间的创业热情和想象力，在市场创建形成中宁愿“无为”也不越俎代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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