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新民”

　　1997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在社论《着力提高国民素质》中指出，“我国的国民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15年后，中国GDP超逾当年6倍，素质是否已经改写？

　　从本报等媒体关于春节期间三亚“宰客惊心”的报道看，问题仍然不容乐观。最早在微博(http://weibo.com)上替朋友抱怨三亚“宰客”的北京网友罗迪是海南人，他重返家乡的所见是：私家车很多，硬件建设变化大，百姓文明水平不见长进，出口脏话、随地吐痰等恶习越发凶狠，赌风盛，攀比的都是钱，海边全是养箱和垃圾，恶臭……

　　这些观察未必全面，但大体不虚。前几年无锡举办了“我身边的十大陋习”评选，市民关注的陋习也有“举止不雅讲粗话、随地吐痰擤鼻涕”在列。还有诸如乱穿马路闯红灯、垃圾乱扔不入箱、不守秩序不排队、狗吠扰人屎成患、禁烟场所照吸烟等等，岂独三亚、无锡有之？！

　　龙应台说，“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懂得尊重自己、懂得尊重别人、懂得尊重自然。这样的人，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新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当年严复也说，种种改革都是“标”，而“民质”即国民素质，才是本。

　　以人为本，不等于对人的素质没有要求。否则，如同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所说的，如果人民“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