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乡吾民】一样的家乡，不一样的小镇

　　在从农业加速向工业化跃进的过程中，一个中部小镇人们出走和留守的故事。

　　打工候鸟留下来

　　这是一个因矿而建的小镇，生于1985年。

　　从北京坐7点的早班机，差不多9点飞抵南昌，再花10块钱坐一个小时的机场大巴到洪城客运站，买张17元的汽车票，差不多中午12点到达县级市高安。再花5块钱打个摩托车，十五分钟到汽车站，然后花13元钱买张汽车票，下午2点，你可以到达这个叫做“建山”的小镇了。

　　一个好消息是，听说省里考虑到方便高安输出劳动力，不久将在高安建成一个火车站。

　　这个3万人的小镇有数千人在外打工。每年春节，打工队伍像候鸟一样在腊月下旬陆续回村，然后在正月初七前后集体离乡，回到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无数个中国制造工厂里。

　　但2012年春节，这数千农民工开始了不同的道路选择。

　　一部分人选择进入小镇2011年的最大招商引资项目——陶瓷厂。这个工厂去年7月投产，已解决就业约1000人，人均工资2000元上下。

　　这部分80后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将跟他们的父辈们竞争饭碗。2011年这个陶瓷厂还没有开张的时候，60后的中年男女们，就有不少放弃种田，选择了去邻镇的陶瓷厂上班。一个月1800元左右，包吃住。

　　另外一些人选择继续外出打工。不过地点从珠三角变成了省城南昌的开发区。

　　谢金辉，30岁，12岁就开始外出打工，他去南昌寻生计的决定，带动了一批在外打工近十年的农民工留在江西。跟他们一同迁移回江西的，还有珠三角和长三角以产业转移名义搬迁进来的众多中国制造生产线。

　　18年远离农活，谢金辉被锁定在了打工这条路径上。但那些不愿意跟80后们争夺饭碗的60后农民工们，决定捡起他们的老饭碗——种田。

　　过去的一年，这个小镇的很多村庄完成了“园田化”改造。原来田连阡陌的一块块小稻田，被几条粗大田埂切割成大块稻田。这让水利灌溉系统趁机得以重新归置，水渠得以挖深挖宽。原来要三个小时灌溉，现在15分钟完成。原来的土壤因为施肥太多而造成板结，现在则全部进行翻耕，此后的粮食产量有望提高。

　　很多人选择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小镇的巨大变化。

　　2007年，建山镇镇委书记简恺刚上任时，镇上的年财政收入只有800万元，2011年超过了5000万元。

　　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消失多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村民们走路五分钟能到的集市。但不少村民则选择把钱放到在集市上做日用百货生意的一个老板那里，比银行的利息高很多，而且随取随给。

　　为了让留下来的人安心做点小买卖，镇上出面解决了困扰乡民多年的地方贸易保护问题。过去，建山镇的人到附近的乡镇去做生意，经常遭到堵截。镇上干脆决定今年在“边境”地区设立一个商贸广场。

　　以前老百姓牵着牛到镇上的街道上吃草，吃完了再牵到镇政府吃。而如今，小镇已经面貌一新，有了第一个“高档”商品房住宅区。

　　传统的乡村文化开始得到恢复。新的建山寺庙也将建成。虽然很多村民很多年都没有看到露天电影了，但像采茶戏、刺绣和剪纸等民间艺人重新“出山”，其中一个大队还组织了农民春晚。

　　“镇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加大保护和重视。要不，后生们回来没有归属感，没有宗教感。”简恺说。

　　小镇医疗条件也得到了巨大改善。在镇上的卫生院看病，住院的话可以报销百分之九十左右。社保上，一年交100元，最高500元，到了一定年龄后就可以领钱。

　　镇上最好的医院是一家叫做“山背医院”的二级甲等医院，还有一家卫生院。这是全镇所有的医疗资源，但算得上是整个高安市医疗资源最发达的乡镇。

　　不一样的童年

　　5岁的谢子能就出生在“山背”医院。正月初七，是谢子能的父亲谢耿峰的生日。生于1984年的谢耿峰，大学毕业5年了，户口迁回了村里。这一天，谢耿峰带上自己在大学时候认识的妻子杜鹃，开赴福建。然后两人再从福建分别两地，开始又一年的周末夫妻生活。

　　妻子杜鹃跟往年一样，流着泪躲开儿子的视线，快速钻进班车。这个高中女教师不愿意按照村里的习俗给儿子按照辈分取名，而是悄悄拿着户口本去给儿子登记了“谢子能”的名字。

　　出生后的谢子能，大部分时间都跟着爷爷奶奶在田间地头长大。暑假的时候，他会被接到福建待一段时间。杜鹃会以一个严苛的教师角色给他一次短暂的学习培训。于是，谢子能现在经常是普通话和家乡话夹杂着说。每次进城，谢子能的胆子会变小，说话声音也变小。一回到乡下，撒出去野几天，声音又逐渐变大。当然，脏话和骂人的话也会重新多起来。

　　再过一年，谢子能就要上小学了。不过他只能在离家5分钟的大队小学读到4年级。从5年级开始，他就要前往十公里远的镇中心小学上五年级和初中。这意味着他从10岁开始需要独立住校生活。

　　作为政策的推行者，建山镇党委书记简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不能让孩子输在人生起跑线，到镇里上五年级便于学好英语。很多老百姓一开始不理解，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以前镇里教育不行，这几年镇里每年都是高安市中考第一名。”

　　有的村小学，只有二十多个孩子，但也得配备5-6个教师。本来就匮乏的教育资源被浪费掉了。按照简恺的计划，建山镇下属12个大队里的多个村小学，需要进行合并。但合并村小学容易产生群众矛盾。留哪个，不留哪个，是个大问题。被撤掉小学的大队，意味着小孩将走很远的路去别的大队小学上课。在这个扁担型的小镇里，每个大队之间都是近5公里的距离。大人们农活多，又没有校车，小孩上学基本靠自己结伴步行。

　　更难的问题是，临时代课老师刚转编成公办老师之后，就面临年龄偏大即将退休的尴尬。教师的工资和人事不归镇上管，镇上没有权力将教师下放到乡下去教书，也没有钱聘请愿意下乡的教师。在镇上，养一个老师一年要3万元左右。

　　谢耿峰应该不用再为自己的儿子担心。镇委书记简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镇中和矿中已经完成了合并。而且新镇中的教育资源投入在加大，造价上百万元的一个学生食堂已经启动开建。

　　让大学生回乡

　　在汶川当公务员的谢少飞比谢耿峰要早一天离家。他在汶川的一个少数民族乡镇里当了计生办负责人。

　　谢少飞的很多儿时玩伴都劝他考回建山当公务员。

　　吸纳年轻大学生回镇发展，也是简恺正力推的事。2011年他引回来了一个大学生，23岁不到，在镇下辖的一个大队当干部。

　　“我这几年最大的体会是，选人用人的面还是相对来说窄了点。农村的党员，年龄稍微老化了一点。我希望一些能人能回来。但很多农村的能人，特别是青年，外流和外出务工的比较多。这是我面临的最大的困惑。”简恺说。

　　谢少飞也希望能有机会回家发展，但作为外省公务员，跨省调回镇里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他所在的是少数民族乡镇，政策优惠多，村民管理相对容易，他担心回到家乡后工作压力太大。

　　为了开新风气以吸引人才回镇，简恺在全市率先做了不少乡村民主治理的尝试。

　　其中重要一条是在全镇范围内推动村支部公推直选，村委会自荐直选的尝试。而且当场投票，当场选举，当场公布。

　　小镇的巨大变化，是在财政上。过去，小镇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煤矿。如今，煤矿开始萎缩。前几年，煤矿跟周边的煤矿合并了，总部迁走了。煤矿高管们的个人所得税到外地缴纳了，这让镇上一年损失了几百万元的个人所得税。

　　要补这些财政窟窿，就只能是招商引资和土地财政两条路。镇上交的国税，返还百分之二十五。地税，返还情况不一样，有的全部返还，比如卖地收入。

　　“我很讨厌花钱买税。”简恺说，他是一个不敢卖地的书记。但他也坦承，目前镇上的卖地收入跟投入到基础设施的资金基本平衡。

　　远去的杀猪声，空了的村

　　随着集镇化的加速，很多村民搬迁到了集市。于是，养猪的人少了。

　　关于杀猪的记忆开始在谢子能这一辈消失。

　　谢耿峰小时候，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养猪。经常很早就被杀猪声吵醒。那时候，村民们养的猪，都是自己屠宰后拉到集市上去卖。后来屠宰和销售猪肉这事就不能完全自主决定了，得接受政府的统一指导和监管。

　　于是很多人觉得肉价自己定不了，索性不养猪了。村里外出打工的有增无减，剩下的老人和小孩为主，而养猪是个体力活，老人们于是也不养猪了。再加上精壮劳力外出打工，种粮人少了，可喂猪的粮食也少了，这又流失了一部分养猪户。

　　村民大量搬入集市后，村子正在空心化。村里的老屋主要变成了存放稻谷粮食的仓库。每天，这些新搬入集市的村民们，都要走上几里路回家牵着耕牛去喂水，然后再给耕牛放点干草。随着机械化的普及，耕牛也在逐步被“解放”。

　　一些有钱人则到县城高安去买房子了。这个县级市的房屋均价已经到了四千多元，是北京10年前的房价水平。

　　那些从村里走出去的“能人们”，每年春节回家过年，都期待着下雪，而且最好是中到大雪。白雪，是这些“喝过墨水的人”最想给村子修饰的颜料。它能掩盖随处可见的牛粪、白酒瓶、泥巴、塑料袋，以及断壁残垣的祠堂，还有小时候差点淹死他们，而如今荒草疯长的池塘。上一页1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