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谁更低让谁更高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离不开高投资率。工业化、城镇化阶段高投资率带有某种必然性，所以不能简单说，投资率高就是结构畸形。上世纪美国罗斯福新政，大部分资金投到“二战”和基建上，消费占比也大幅下滑过。

　　近期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应坚持“投资拉动”，增加值不能全部拿来吃掉、喝掉、花掉；在高增长潜力仍存时，人为压低投资比重会导致增速下降，企业盈利和财政状况变差。

　　这些说法有道理，但从数据看，还有更大的道理。

　　按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说法（2011），2009年我国投资率为47.7%，消费率为48.0%，消费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金砖国家”中其余国家（巴西为83.6%，印度也有69.6%）。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消费率）已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10年的47.4%，而同期资本形成率（投资率）则从38.2%上升到48.6%；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支出与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78.6比21.4，演变为目前的71.3比28.7。和投资率比，消费率越来越低，和政府消费支出比，居民消费支出越来越低，这是一个基本态势。中国拥有19%的世界人口和11%的世界GDP，但消费额只占世界的3%（Laura Tyson，2011）。

　　为了高投资，中国长期维持低要素成本（如利率），相当于从家庭部门获得补贴。而参照麦肯锡对世界34个大型经济体的一项研究（2009），2000到2007年，采矿业每多投资100万美元，平均创造0.1个新工作岗位；相同钱投资于零售、批发、餐饮和酒店业，能创造2.4个新工作岗位。哪种投资更利民生，让谁更低让谁更高，不难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