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作者: 张一君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温州市委书记 陈德荣：没有温州的民间金融，就没有温州的市场经济

　　从去年七八月份开始的金融风波，固然有温州自身的原因，但这也恰恰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特别是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能够把所有的账都算到温州人头上。

　　现在有一点妖魔化温州，说温州的高利贷者，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今天我要说一个客观事实：没有温州的民间金融，就没有温州的市场经济，就没有温州的企业家。温州人一开始兜里没有几个钱，如果不是凑钱，怎么当老板？所以民间金融促进了温州经济的发展。如果把它跟市场经济，跟企业家精神对立起来，把它妖魔化的话，我认为对温州是不公的，更不利于温州的发展。

　　应该说温州人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好的，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不少的企业家，当然他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可能是我们市场改革不彻底，导致跳楼、自杀。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人无信不立，我们温州的企业家用他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他的信用，你还能去指责他什么呢？他都已经把命都搭上去了，我觉得用最惨烈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可取，但是我认为这种精神恰恰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是开拓市场的精神。

　　经济学家 陈志武：禁止民间借贷增加交易成本

　　打击高利贷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实际效果适得其反：越是通过意识形态或者政策限制有利息的借贷，就越使利率变得更高。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和政策环境只会大大减少借贷资金的供给，而另一方面，民间对借贷资金的需求并不会因意识形态或政策的禁止而改变太多，因为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有对金融的需求，就会时常需要借贷的支持。

　　 尽管我们从主观愿望上反对高利贷，但简单地禁止民间借贷并不能够解决老百姓天然的金融需求。因此，对高利贷的憎恶并不能从客观上改变各个家庭对借贷资金的需求。为理解高利贷的成因，我们也必须从资金需求方的角度来考虑，为什么借款人愿意支付50%甚至更高的利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借款人也是一些负责的家长，他们在明知年利率高达50%甚至60%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借款，只能说明他们在高利贷之外别无选择。对他们来说，通过高利贷所能得到的好处一定要比所付出的高利息要多，这些是自愿的交易，通常不是被迫的。因此，对高利贷的分析并不像我们以往想象的那么简单、片面。

　　我们可以借鉴公司治理的概念，把公司治理和保护股东利益的概念运用到对高利贷问题的分析上。这就要求我们在借贷市场上保护放贷人的权益，正如在公司治理中要保护股东的权益。换句话说，真正降低高利贷的办法不是打倒高利贷的放贷者，而是通过电视和媒体渠道表彰这些人对于社会的贡献，表彰他们愿意把自己辛苦的劳动所得拿出来满足别人的资金需求。这可以鼓励更多人加入到放贷者的行列，增加借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使利率降低。

　　财经评论员 叶檀：地方政府或推波助澜

　　此类企业的金融模式建立在高息借贷的基础上，无法经受政策与经济周期的风吹草动。立人在民间高息揽储已有十几年时间，借款数额庞大。

　　立人应对危机的办法是以越来越庞大的高息融资，通过产业多元化寻找可能出现的暴利机会。事发前，该公司旗下已有学校、公司等共计36家，分布在内蒙古、江苏等全国各地，而经营范围也涉及教育类投资与建设、房地产开发、矿业投资等。

　　很明显，该企业已经偏离正常的轨道，更像一家赌徒掌控的公司。当致命打击同时到来时，立人集团即轰然倒塌。

　　需要追问的是，作为当地最大的企业、高息融资十几年而能平安无事，有没有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当地经济发展推波助澜的原因？如果董顺生体现出了企业家的素质，信用在十几年内一直被家乡的父老乡亲认可，为什么在十几年的时间内无法得到平价贷款，在十几年后最终被绞杀在高息融资这棵可怕的树上。一个市场经济的圣地，在十几年的时间内没有建立基本的面向市场企业的金融体制，到底是谁的悲剧？如果泰顺等地的民间企业一一倒闭，最后中国的经济依靠哪些企业走出困境？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