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案“索赠”风波的伦理困境

　　药家鑫案又卷起新的风波。被害人父亲，前往药家鑫父亲药庆卫住处索要药家曾经表示要赠与的20万元。

　　药家鑫案又卷起新的风波。日前，这起事件被害人张妙的父亲张平选等人，前往药家鑫父亲药庆卫住处索要药家曾经表示要赠与的20万元，双方言语不合，发生肢体冲突。这起“索赠”冲突牵动的，不只是两个家庭的痛感神经，太多是与非、情与法的交错，也再次给公众带来复杂的心理情感。

　　时间消退了很多人当初被药家鑫案激起的愤恨，特别是随着这起案件诸多真相细节被充分披露，人们发现有些面孔与表情，其实与原来的想象并不一样。比如，药家鑫父母原来并不具有什么权贵身份，满口正义受害方代理人张显曾以谎言挑动太多公众的仇恨情绪。在药家鑫伏法之后，很多感觉被道德绑架与利用的人们，内心渐然回归理性，觉得在这起案件中，不论是张家还是药家，其实都是悲苦的罹难方。而更大的悲哀，则是法律未能阻止人性灾难的一再发生。

　　“索赠”风波，仍是一场人性悲剧。那位叫做张显的代理人，这一次跟着张家一起讨赠的时候，竟然在叫嚷着“我是来看热闹的”。这又是怎样的热闹呢?谁都清楚，这样的“热闹”，包裹在两条生命丧失，两个家庭长久悲痛，公共情感理性被欺骗的语境之中。这样的“高调围观”，自然容易激起药家甚至邻居的怒火，因为那一刻，人性再次处于被虚置的尴尬境地。药家鑫案之所以弥散太多扭曲的仇恨、蛮暴的戾气、难愈的隔阂、错乱的误会，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没能站在充分尊重事实真相与人性伦理道德的立场，来寻求法律框架下的最大宽容与理解。

　　法律作为社会利益矛盾的调节器，是还原公平正义最为重要的路径。但法律要想成为公共信仰，要想传播公共情怀，就离不开在充分尊重真实基础上，来关照人性道德。药家鑫最终伏法应没有法律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将其送上法场这一路之上，两边都站着拥有公共理性的人们，那些伸出的一双双手掌，就真的都能装得下“正义”两个字。可以说，公共情感被利用与欺骗，是药家鑫案此前留下的难言隐痛与巨大遗憾。212>>

　　药家鑫案又卷起新的风波。被害人父亲，前往药家鑫父亲药庆卫住处索要药家曾经表示要赠与的20万元。

　　现在，药家鑫案并没有因为肇恶者的伏法而终结，在药家鑫父亲起诉张显名誉侵权案尚未宣判之际，被围观的“索赠”风波无疑让这起公共事件增添更多的复杂想象。那么，这一次，能实现人性救赎吗?这就要求，在重新发现药家鑫案之后，面对这样的“索赠”风波，不能再让民意遭受愚弄了，不能再将人性踩在脚下了。这一切，都需要民意与法律的双重理性。

　　其实，这20万元的捐赠款，现在张家还应不应要，药家还该不该给，在法律上并不难求解的。那位叫嚷着“围观看热闹”代理人张显，不是律师，也没有起码的法律理性，仍然还是在通过煽动性的高谈阔论，进行民意与道德的捆绑——“药家鑫留下遗愿让其父母看望张妙的父母和孩子……围观吧。”“我相信药庆卫会践行自己的承诺。”如果不能将这些与当初张家坚决退赠，张显要“消灭药家鑫灵魂”，还有药家当初提出的赠与条件联系在一起，只是割裂与孤立地来面对，恐怕人们又很容易陷入到对张家的过度同情之中，也会在张显那里再次看到“一脸正义”。

　　作为受害方，张家应该得到人们的悲悯与同情，也可以获得社会的救济与帮助。但是，这也并不是说，弱者就拥有天然的正义，就不需要践行公民应尽的责任义务。在这起事件中，张家父母可能因为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很容易被人操纵当枪使。问题是，张显也透露，张家总共接受有92万元捐赠，其中获得了26万元现金，那么，这些捐赠款到底去了哪里呢?现在张家又到底遭遇怎样的困难，需要药家去践行当初张家退钱时表示“将来确实需要的时候再来拿”的承诺呢?更何况，依照法律，因为药家鑫被执行死刑，这种赠与也不具备当初成立的条件，真正能够决定是否施行这样“赠与”权利的，只能在药家。

　　一切都表明，药家鑫案的“索赠”风波，暴露的更多并不是法律制度的尴尬，而是我们人性道德的伦理困境。在两个年轻生命泯灭的背景下，如果仍然只知道在仇恨与利益之中纠葛，不能去以宽容与理解实现心灵的最大救赎，当事者就始终无法从这样悲剧的阴影中走出来。倡导人道与忏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魔鬼与上帝进行搏斗，而搏斗的战场就是人心”。这个社会有很多幽暗的人性，需要置于文明、法治、民主等等宏大语境下来求解。但作为个体，每个人更应自觉努力避免沉沦掉入灵魂深渊。那么，在面对药家鑫案“索赠”风波的时候，不论是当事者，还是围观者，都有必要将之当成此前人性沦陷的救赎机会。

　　作者为媒体人士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