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日”狂热令人吃惊

　　

　　伊朗11日迎来第33个“伊斯兰革命胜利日”。西方媒体对这一天的报道集中在内贾德一句“几天内将宣布重大核进展”上，而《环球时报》记者当天在德黑兰感受更真切的则是伊朗人纪念“革命日”的民族狂热以及潜藏在狂热中的政治意识。

　　11日上午7时，《环球时报》记者前往“革命日”集会现场。1979年2月11日，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此后每到2月11日，成千上万的伊朗人都会拥向街头，“革命日”已经成为公共假期。到了离自由广场五六公里的地方，街道突然变得拥挤，许多伊朗民众高举标语，成群结队地往自由塔奔去。道路两旁数百辆大巴一字排开，当地向导说，伊朗政府当天派出德黑兰几乎所有公共汽车到附近农村接人来游行。向导说，对于内贾德政府，城里人比较反对，但农村与市郊人却非常支持，“你信不信，我打十个城里朋友的电话，他们肯定都在睡觉”。

　　越接近自由塔，“革命日”的氛围就越浓重。着装笔挺的警察和士兵三五步一岗，路旁停着不少消防车，头顶有2架直升机在盘旋，古兰经的颂唱声随着广播响起。从广场到会场有4道安检，第一道离广场中心2公里左右，再往前1公里是第二道障栏，第三道障栏在主席台背后50米，最后一道安检是在简易棚中接受全身扫描。

　　10时左右，记者与其他观礼的中国来宾绕过主席台进入挤满人群的会场。前排的伊朗年轻人看到记者一行人都兴奋起来，边跳边喊“中国！中国！”观礼台在距主席台正前方约30米处，伊朗总统内贾德要在主席台上发表演讲。官方宣称当天共有两三百万人参加集会，虽然记者估计没那么多，但目力所及之下，尽是人群与伊朗三色国旗舞动的海洋。在观礼台与主席台之间有好多十几岁的孩子，记者每次望过去，台下孩子们就会热烈招手欢呼，并要求对其高举的标牌拍照，标牌上大多写着“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或是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与霍梅尼的肖像。每当观礼台上有记者拍照时，台下标语、肖像、国旗顿时舞动起来。随行的中国朋友说，或许只有经历过60年代北京天安门集会的人，才会有似曾相识的内心共振。

　　11时左右，内贾德出现在主席台。在演讲中，内贾德几乎不看稿，手势丰富嗓音强劲，极具感染力。刚开始人们还在认真倾听，并时不时发出欢呼，但当内贾德不断讲述，“我们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们每年都取得重大的成就”、“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是伊朗”时，人群开始慢慢散去。可能是内贾德持续1个多小时的演讲太过冗长，也可能是站了一上午的人群都已疲惫，内贾德开始演讲约40分钟后，一半人都已离开。其演讲接近结束时，主席台内圈原本人数上万的聚集者竟只剩下百余名革命卫队仪仗队及少数围观者。

　　记者后来向随行的伊朗外交官询问：“几十万民众到这里集会，为什么总统演讲还没结束就走了那么多？”这名外交官回答说：“演讲快结束了，想走的人可以走啊。而且广播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他们在路上也能听到。或许总统也不忍心让他的人民听太久。”

　　革命日游行后，第一次来伊朗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周琪向《环球时报》记者表达了她的6个“没想到”：没想到人数没有宣传的多；没想到维持秩序的人那么少；没想到民众那么狂热；没想到内贾德演讲那么长；没想到伊朗人对外国人那么热情；没想到现场那么拥挤，但秩序仍然很好。第一次见识伊朗“革命日”游行的央视主持人杨锐表示，伊朗精神领袖的肖像到处都是，这说明宗教力量在伊朗非常巨大，伊朗人强烈的反美和反以情绪也是始料未及的。不过也有让人担忧的地方，“我在孩子们天真的脸上看到，他们在‘必要时’是愿意成为‘圣战烈士’的”。

　　对于杨锐的担忧，在场的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黄平有不同看法。“这不完全是宗教狂热，而是人们‘觉得好玩’。民众需要释放情绪。1979年以后，伊朗人口增长了近一倍，现在的经济在西方制裁下不景气，这种集会有助于释放压力”。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表示，观礼台下呐喊的孩子们既接受了神权的规范，同时又经历着世俗化的冲击以及西方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他们成长起来后，伊朗会变得什么样是个发人深思的话题。另外，会场看似狂热而凌乱，但潜藏着有序。“33年来，伊朗每年都有几次数十上百万人的集会，但很少发生踩踏事故，比欧美很多大型球赛都要有序，这样的政治秩序值得研究。它看上去混乱，却体现出伊朗特殊的政治意识”。（王文）

　　（责任编辑：林秀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