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有道，道已遥迢

　　云也退

　　国人如有熟悉《圣经》特别是《旧约》的，不难发现这份西方经典与中国古代神话有几多相似。例如，记录中国神话最多最丰富的著作《山海经》，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夏禹、伯益所作，似乎是两位传奇的民族伟人，而如今已可确信此书乃出自一群人之笔。袁珂先生认为是从战国到汉初的楚地人氏所作，这群人隐在《山海经》背后，隐在朱雀玄龟、风伯雨师背后；与之相仿，《旧约》也被公认为一本文选集，由一批不知名的作者和编纂者从近一千年的宗教和民族主义文献及传说中遴选、辑录而成，到公元前3世纪方始有了大致定本，但也被托在摩西、所罗门等犹太民族先祖的名下，似乎那些真正的作者、编者心甘情愿湮没无闻，毫不在乎自己的著作权似的。

　　再如，《旧约》的一大标志乃其史实与虚构互相混杂，怀着某种意图的作者和编者常用玄乎的情节来讲述古以色列民族的真实历程，伟大的犹太领袖都是一边掌管人事、一边聆讯耶和华；而袁珂先生所说中国神话最显著的特征，也是神话和历史互相平行而又纠缠在一起，神可下到尘世，人也可上天，尧、舜、禹等作为没有考古资料证实的“古人”，都是人神一体，与摩西、约书亚尤其是大卫、所罗门之类十分相像。

　　“太初有道……”大约是地球上流传最广的关于世界起源的描绘，所谓“从无到有”，由于人力永远无法推究其真伪几何，故而总是大有想象的、神的诗意存焉。笛卡尔在《指导心灵的规则》中写道：“人的心智里总有我们所称的属神的东西，其中分布着人类思想模式的最早起源”，值得玩味的是，这种东西无法被理性所遏制和泯灭，最终总会开花结果的。这不但可以解释为何“封建迷信”不管怎样打压照样香火繁盛，而且能够说明，为什么中国神话和如《圣经》这样源于近东、盛于西方的“神话”有着如此明显的类似。《创世记》讲到上帝造人用了六天，第七天累了，给自己放假，中国古书里竟然也有一个类似的说法：《北史·魏收传》里引了一段话叫“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看起来，中国人的造物主比犹太人的那位更勤快，也更“鸡零狗碎”一些，不过就“七日”的思想模式而言，两者倒是对上了。

　　关于种种创世传说，最后如何化作了“盘古开天”这一人所共知的民间故事，袁珂也做了一个详尽的解析，这里不赘述。我觉得，假如坚持用“起源”或“寻根”的比较视角来读他的《中国神话传说》，慢慢也能在相似里读出区分来。中国神话和《圣经》神话中固然都有一种探明自己来由的欲望在体现，两个彼此无干的民族都要确立一份有关各自祖先的共识，但是，华夏文明尊敬盘古，却和犹太文明尊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种尊崇自然也影响到后来的基督教西方）全不是一回事。亚伯拉罕一脉人物，哪怕能享寿百年，儿孙遍地，毕竟是掌握在全知全能，但不可触及的耶和华手中的人类，且至今依然如是，盘古却以身化作了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从此再不干预人间事务。盘古（乃至女娲、后羿之类）属于“已死的祖先”，很可能，众多探讨中国人的敬畏感何以如此薄弱的论述，最终都可以归拢到这一根子上。

　　尽管如此，耶和华创世和盘古开天辟地，都是不可化约的开端，在初民的想象里，它们不仅是事实，而且即便不可能，也必须被“当作”是可能发生的。只有在确立了这个“根”或“起源”之后，初民才能继续推想下去：一边是亚当夏娃的堕落，是大洪水，是始祖亚伯兰，另一边则是伏羲女娲，少昊颛顼，炎黄相争，然后射日、奔月、治水，再进入到王朝治乱的循环。袁先生一上来就提出，中国神话“只剩下一些零星的片段……毫无系统条理，不能和希腊各民族的神话相媲美”，但同囿于地中海东岸一隅，很少关心其他地域的《旧约》相比，中国神话至少勾画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世界，单单《山海经》里所记的东西南北各个奇特的海外国，就可说明为何近世的鲁迅等人要埋怨“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窒息了中国人的思维。

　　袁先生试图书海拾贝，用一部足够厚实的大著来把所有星散于古籍旧章的神怪故事汇集起来。但到了后半部分，再漫不经心的读者也会发现，浓郁的神话色彩正在慢慢让位于插着传说翅膀的历史真实。这让我们想起了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里提出的著名的历史三阶段论：世上的每个民族都要经历神、英雄和人这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畏惧他们所创造的天神，而在第二阶段，则有英雄站出来声称自己具有来自天神的自然高贵性，可以统治同一土地上的其他人类。可以从《封神演义》里姜子牙“阐教门人”背景以及文王姬昌神妙的占卜术里窥测到这种“英雄阶段”介于神与人之间的过渡的特征，《中国神话传说》中所说的“周穆王的神性”、“孔子与子路共擒鲢鱼精”亦是类似的给帝王贤士附会神性事迹的证明。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此书为何把伯牙子期、苏秦张仪、荆轲刺秦的故事也写了进去：它们是神话时代的余绪和尾声。

　　神话色彩的淡出在《圣经》中也是一样：以色列被上帝所抛弃，意味着他们如同现实中一样，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然而，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人是否足够“认真”地对待自己想象中的开端。维柯勾勒的文明进化之路却并不完全适应于华夏民族，因此袁先生所热情赞颂的“瑰奇壮丽”中国神话传说，其实无法唤起除小说家、诗人、学者或某些电游产品开发商之外的普通人的共鸣，因为华夏上古神话与当下中国的距离，那是真心遥远，而中国人与自己创造出的三皇五帝之间的纽带，远比西方人与他们创造出的耶和华、亚当夏娃之间的关系松散得多，中国人未能从《山海经》式浪漫而少头绪的想象前进到西方式的抽象推理之中，或者说，前进到《圣经》式有明显意图的神话—历史绎说之中。

　　那能够跨越数千年、将一个民族与其开端拴在一起的，是维柯所强调的宗教，它在神的阶段“是唯一强有力的手段，足以钳制原始民族的凶狠性”，然而，我们在中国的神话传说里看不到它的力量，所有“天神”以及有神性的英雄，他们的言论行为充其量只体现一些质朴的美德和极浅显的因果，他们引起的是缅怀而非自我教化。屈原在发出第一句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时，很可能想到过会有“太初有道”这样的回答，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后继者，他的民族，并不长于对这个问题作持久而有成效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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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珂（1916~2001），当代中国神话学大师。1946年，任职台湾省编译馆，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神话。1950年，其第一部神话专著《中国古代神话》出版，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汉民族古代神话专著，由此奠定了袁珂先生的学术声望。之后，袁珂先生先后撰写了《古神话选释》、《神话论文集》、《袁珂神话论集》、《山海经校注》、《巴蜀神话》(合著)等20多部著作及800余万字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