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第一要义是明白做人的道理”

　　[ 现在的问题好像是，许多人只知有现代化而不问传统文化的价值。父亲说：“在今人所目为落后的未进步前的许多的古老，反而不能退。” ]

　　第一财经日报：原先书名的副题是“走近钱穆先生”，而非“走近父亲钱穆”。当时，有意隐去“钱穆之子”的身份，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钱行：“走近钱穆先生”这个标题，是当初集结以网名“毕明迩”发布的读书笔记时提出的。当时有出版公司希望用“你所不知道的钱穆”为书名，以钱穆儿子的名义出版，我为避免太过商业化而不赞成，想用毕明迩署名和“走近钱穆先生”为书名。当时应是比较自然的，也不能算有意隐去父子关系，只是不想突出这一点而已。后来书的内容变动就改为现在的名字了。

　　日报：是如何开始读父亲的书的？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大的阅读障碍是什么？

　　钱行：开始读父亲的书，大概是1980年前后，也就是我将近50岁的时候。父亲在《讲堂遗录·经学大要》第十四讲中说过一段“题外话”，大意是，今天你们来听我讲演，但是带了许多“别人”来，就听不进我的话了。我在读父亲的书时，其实就是这样的情形。从1949年到1980年，我读了许多东西，脑子里已经有了“许多人”。

　　我在书里写过一则关于双人单艇渡大洋的体育新闻，选手平日在陆地上惯了，生理上不适应海上颠簸，待赛程结束回到陆地，又站立不稳、行走困难。生理上的习惯如此，心理上想必也一样。读惯了雄文四卷和红宝书，明知“一句顶一万句”是胡说，可思想上的惯性还是会存在，会起作用的。这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日报：你年幼时，父亲在子女的读书方面有过哪些教导或提示？

　　钱行：好像印象不深了。那时候，教育孩子都是母亲。只有后来在江南大学时，我哥跟父亲上学，接受耳提面命较多。后来我读到父亲写的《三年之艾》，当年他不赞成大学生放弃学业去延安，用这个故事教育他们。江南大学时，我哥跟着左派学生闹学潮，父亲也是用这样的道理劝他的，这个我哥和我说起过，当时他的体会很深。

　　日报：钱穆先生留下很多富有启示意义的读书方法，比如强调“通人之学”；强调“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等。在研读父亲著作的过程中，哪些方法对你助益最大？

　　钱行：读书的第一要义是明白做人的道理。至于我现在读书，其实也只能选看得懂的读一点而已。

　　日报：读父亲著作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种不断反观自己的意识？

　　钱行：从1949年到“文革”的几十年，讲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叫阅读，都叫学习，叫改造。直到现在，有的单位仍沿用那些办法组织学习（和活动），和读书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

　　日报：对于父亲一生心境上的变化，有哪些重要感悟？

　　钱行：父亲的一些诗文和几幅对联可看出他心境上的一些变化。“有忧有乐依世运，不知不愠在我心”，这是父亲早年写过的一副对联，许多人因世运而有忧乐，然而这个“不知不愠在我心”就不很容易做到。另外几幅是在台湾素书楼居住时，逢过年在家写的：“新春来旧雨，小坐话中兴”；“淡饭粗茶，长向孔颜守乐处；清风和气，每于夷惠得真情”，这一联在父亲，应是身体力行的多年经验，修身齐家达到的现实境界；“飞越欧亚廿七天相依，亲情应犹在；海峡两岸四十年阻隔，伦理有若无”，这是1989年春节的春联。“飞越欧亚廿七天相依”是说的前一年女儿钱易从荷兰飞抵台湾探亲的事。“亲情应犹在”、“伦理有若无”这是当年许多家庭经历过的。

　　日报：钱穆先生重视探求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他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在你看来，钱先生在“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提出的方法和思路是什么？

　　钱行：现在的问题好像是，许多人只知有现代化而不问传统文化的价值。父亲《晚学盲言》宇宙天地自然之部，有一节《自然与人文》，其中以台湾曾文水库为例，说，水利可以灌溉，可以发电，可以作风景观赏。“因有不得已而于此三者间必有废，则当先废发电，最后终不得废灌溉。”接下去又作发挥：“故使今日人类，在其人群大道中遇不得已而必求有所废，则必废其最后起即今人所谓进步者，即自然科学是已。如杀人利器原子弹，人类当可废，而刀斧之属之为日常工具者不可废。大城市中五十层以上之高楼大厦当可废，而穷乡僻壤间之草屋则不可废。科学人生物质享受可废，德性道义基本人生不可废。若谓人类有进步，其实只在原有旧的古老的上面进了一些子。若谓人类有退步，则后来所增进的那一些子应可退，而在今人所目为落后的未进步前的许多的古老，反而不能退。”

　　父亲这舍新取旧，舍科学文化物质享受存德性道义基本人生，看来会遇到许多人的批评。这二三十年间，中国流行一句话叫“发展是硬道理”。在这句话的影响下，科学文化物质享受是有很大的发展，而德性道义基本人生的被废，也是确实发生过和发生着的。孟夫子说，弃鱼而取熊掌可也。但是究竟何者为鱼何者为熊掌，却十分可能会有不同见解。我相信这句：“在今人所目为落后的未进步前的许多的古老，反而不能退。”

　　日报：“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应是钱穆先生的理想。你如何理解父亲所说的“现代中国的士”，这其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作为和担当提出了哪些要求？

　　钱行：这个问题有点大了。一方面是以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没有你用武之地的时候，也要人不知而不愠，耐得住守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