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频提改革既得利益现实操作不乐观

　　林小昭

　　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突破利益格局障碍成了改革“领头羊”广东乃至全国关注的焦点。

　　改革既得利益格局之难

　　对经济第一大省广东而言，既得利益格局已经成为横亘在这个改革领头羊进一步发展方面所必须跨越的一座“大山”。

　　在14日广东省政府召开的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会议上，广东省省长朱小丹指出，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进入调整政府自身权力配置的“深水区”，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格局，没有革自己命的决心和勇气，就突破不了与科学发展、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政府部门权力利益格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难以深入。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在今年初的广东省委全会上指出，30年前搞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制约。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

　　实际上，近年来广东在大部制改革、社会管理创新改革等方面也“大动作”频频。例如在“大部制”改革方面，顺德大部制改革由41个政府机构合并为16个大部门，在全国的力度最大。

　　但在不少专家看来，类似于大部制的改革“只是减少了机构，相应的权力和人员并没有变化”。也就是说，既有的利益格局并没有多大改变。

　　例如，2004年，深圳以试点方式低调启动文化、交通、城管三大领域的大部制改革。改革告一段落后，相关市级部门从42个减到了35个。但随后的5年，几乎每年新创两个市级部门。2009年大部制改革全面启动之时，市级部门已从这35个恢复到46个。“大部制改革后遗症”之说不胫而走。

　　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吉必盛科技实业董事长王跃林告诉本报，现在广东很多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还有很多需要突破和完善，还需要很强的改革精神。但他们很多人收入都很高，都怕犯错误会丢掉自己的饭碗，所以改革动力不足。”

　　“归根结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要革到自己的头上来。”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告诉记者，“不革自己的命”，改革就很难有进展。既得利益者除了垄断行业之外，就是一些特殊的政府部门，改革方案经常是由这些部门在充分考虑部门利益的基础上再出台的。“怎么制定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内容。”

　　彭澎建议，广东可在省委领导下成立一个改革领导小组，充分利用民间智库的力量，制定一些超脱的、具有前瞻性的、不为利益集团所牵引的改革方案。

　　朱小丹说，广东要把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今年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当务之急，要切实清理、压减行政审批事项，加大放权力度。

　　权力下放

　　对于广东而言，在新时期，如何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率先突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朱小丹说，广东要加大力度向社会放权，加大力度向下级政府放权。今年上半年争取出台向社会组织放权的指导性意见，明确向社会组织转移的职能目录。可取消的下决心取消，可下放的下决心下放，可转移的下决心转移。

　　他指出，广东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省市两级都要列出“清单”，放权要有规划、有明细表、有时间表。要搭建政社合作平台，扩大政府购买服务，鼓励社会组织发展公益事业，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

　　按照计划，广东相关部门将牵头编制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目录，同时明确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的部门、职能和项目，而相应的实施办法、范围与主体、承接对象与条件、购买形式、操作流程、支付方式等细则也将“露面”。

　　不过，对于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问题，目前仍有很多亟待突破的障碍。广东相关部门官员向本报表示，根据财政部出的政府收支分类目录，目录里有的就是合法的，没有的就是违纪的。

　　“从目前的财政管理制度来讲，购买服务这一块还是要创新才有可能实现。在现有的预算制度下，财政拨款一般都是拨给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不可能拨到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去。”该官员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进行财政体制改革，“改革后怎么做，怎么把配套跟上去，这个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09年，广东财政部门也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拟进行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试点。但试点肯定要有经费，但财政部门只是让各地自己去试点。两三年过去了，到目前为止，广东也还没有一个县进行完整的试验，最多不过是各地拿一点钱出来进行个案处理。“都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个案。”

　　尽管困难重重，但外界对广东的改革显然给予了很多期许。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认为，在向社会组织放权、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方面，广东要率先探索，“你要指望全部理顺了再来改革，那永远也改不动。因为中国的改革逻辑就是地方先行，然后再全国去推广。”

　　但作为地方政府，广东显然希望自己的改革能更多获得来自中央层面的倾斜。前述相关部门官员就指出，像广东不少东西北地区都是吃饭财政，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不具备可操作性，现在只能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先进行试点。“这需要整个体制方面做一个更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