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民资准入应摒弃围城思维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八项重点工作。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和医疗等领域，成为改革的重点。

　　近年来鼓励和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一直受到了政府和舆论的重视。如早在2005年国务院就出台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非公36条，随后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再度出台新非公36条加以完善。然而，尽管政策上对非公经济发展的空间和重视度不断拓宽，但非公经济却因各种软性玻璃门和弹簧锁而举步维艰，相反，“国进民退”牵制非公经济发展空间，从而使非公经济至今依旧徘徊在进退维谷的边缘演绎着另类“围城”式惋惜。

　　当前，欧债危机恶化的非线性影响和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对各级政府可资调动资源能力的伤筋动骨，使得非公经济之于保增长具有突出的积极意义。我们认为，当前非公经济对政策利好的不“感冒”，源自民企认为单凭政策性鼓励而非体制性变革很难为非公经济打开进入垄断行业之门。即当前非公经济由争当突破制度藩篱的吃螃蟹者而变得愈发保守，源自民间资本在铁路等现有体制和运营监管机制下的水土不服，甚至民企愈发担心冒然进入国企垄断行业很容易陷入“请君入瓮”的不确定之中。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的铁路、电信、医疗和市政甚至金融等领域，既是市场化改革的未了之地，又为国企扎堆垄断的腹地，同时还长期承担了政府宏观调控之重任，这些非市场化的管制和垄断格局既使民间资本难以适从，又使监管层陷入困顿甚至两难。具体而言，当前若要真正有效完善和落实鼓励非公经济发展政策，客观上需要有效推进这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打破国企垄断格局和改变这些行业的监管机制，即垄断行业的价格需由政府管制定价转向完全市场定价，资源配置由依赖行政引导变成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同时通过改革促进垄断行业的内部市场化分工，缓解垄断国企对新进民间资本的挤压等。

　　这无疑将导致两难困局：一方面，若要真正打消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投资顾虑，亟需有效推进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并重构垄断行业的市场运营秩序，使民间资本得以在规范透明的良序下增强在垄断行业运营抉择的可预见性和市场自由空间。但这将既牵涉到垄断国企的既得利益而导致其反对，又将迫使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型，并使政府经济监管职能由衔入干预式为秩序规范式。

　　另一方面，若继续采取当前的一边政策引导，一边碎步而稳定地推进经济体制等改革，为政府在转变经济社会管理职能赢得时间，那么不仅将难以消除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鼓励和投资积极性，而且政府、垄断国企等内生的改革惰性将进一步牵制体制改革的进程，从而导致改革的反复性。不仅如此，即便部分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投资也难以产生推进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之效应，相反，很可能成为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的阻力，因为垄断行业的投资收益主要依赖于现有体制等带来的垄断租金，当前部门民间资本期待进入垄断行业更多是看重该行业巨大的政策套利空间和垄断租金，其一旦得以分享到垄断租金就很容易蜕变成现状维护者。

　　由此可见，当前要真正消除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领域的投资顾虑，既需非公36条等政策性优惠鼓励，更需切实有效地推进经济和行政体制等领域的改革，打破垄断行业的垄断不确定性和市场运营不确定性，从而消除民间资本的投资顾虑，并摆脱因体制改革滞后所带来的人为两难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