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报：每个人都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共犯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月1日文章】题：贪得无厌的消费者正在破坏民主制度

　　将资本主义危机归咎于全球金融和高得离谱的高管薪酬实在太简单了。从更深的层面上讲，此次危机标志着消费者和投资者对劳动者和公民的胜利。既然我们大部分人都兼属这四种角色，那么真正的危机集中在：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时，我们越来越容易达成划算的买卖，而作为劳动者和公民时，我们让自己的声音获得重视的能力则越来越弱。

　　现代科技让我们能够实时购物（往往在全球范围内），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佳品质和最高回报。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即时获得相关信息，然后货比三家，并瞬间就完成付款。消费者和投资者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过。

　　然而，这些划算买卖的代价是我们的就业和薪酬，以及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我们想要的商品或追求的回报，往往可以在其他地区、由薪酬和待遇较低的公司更有效地生产或实现。

　　这些划算的买卖还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性的影响。科技让我们能够经济有效地从穷国购买低价物品。穷国几乎没有什么环保标准，有时工厂直接向水源中排放有毒化学物质，或者向空气释放污染物。

　　还有一些划算的交易违背了社会风化。我们之所以能购得低价商品或者获得高回报，或许是因为生产商通过在南亚或非洲雇用童工、或者迫使人们在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工作而削减了成本。这些童工一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作为劳动者或公民时，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有意选择这些结果的，但我们对此应负有责任。

　　即便我们完全认识到了这些后果，仍会选择最佳交易，因为我们知道其他消费者和投资者也会这么做。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不愿为负责任的产品额外付费。就连消费者的抵制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基金也无法抗拒低价的诱惑。

　　平衡消费者和投资者需求与劳动者和公民需求的最佳方式，一直是通过塑造和约束市场的民主制度。法律法规为就业和工资、社区以及环境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尽管此类法规由于妨碍了我们获得最佳交易，可能让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我，增加了成本，但这些成本与作为社会成员的我们愿意为其他价值标准牺牲的利益大体相当。

　　但民主制度制约最佳交易的能力已经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步伐。首先，一国法律的保护对象通常仅限于本国境内的工人、社区和环境。然而，让我们获得最佳交易的技术让买家和投资者能够越来越容易进行跨境交易，同时加大了各国监督或监管此类交易的难度。

　　除了最佳交易之外的其他目标，就不那么容易在一国范围内实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环境——全世界各国的环境都很脆弱。此外，企业通常会威胁将就业岗位和业务从高成本地区——这些成本都间接地转嫁到消费者和投资者头上——转移到“商业环境更有利的”司法管辖地。

　　就这样，企业资金正以向消费者和投资者提供更好交易的名义破坏民主制度。竞选捐款、成群的收入丰厚的游说者，以及企业资助的、为公共事务展开的公关运动，使得立法机构、议会、监管机构以及国际团体根本无能力反映劳动者和公民的价值。

　　结果是，消费者和投资者表现越来越不俗，但就业不安全感上升，社会差距日益拉大，社区变得更加不稳定，气候变化也在恶化。所有这些结果都无法长期持续，但迄今仍没有任何人找到让资本主义回归平衡的方式。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指责全球金融和世界各地的企业，但请把一些指责留给那些贪得无厌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吧——这些人几乎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每个人都是共犯。（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利福尼强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赖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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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林秀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