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笑不笑（法眼）

　　

　　

　　【新闻背景】

　　近日，丹东、铁岭等地中级人民法院相继对中国足坛反赌案部分涉案人员作出一审宣判，涉案人员之一的周伟新在宣判后露出神秘笑容。

　　部分法律界人士及足球迷对判决结果不满意，认为无论从犯罪金额还是社会影响看，判罚都太轻，这样的刑罚对不起老百姓，对搞好中国足球无积极作用；与此相对的是某涉案人员辩护律师的意见，认为这样的量刑适当，刑罚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中国足球。

　　除了死刑，其他任何刑罚似乎都不足以让重刑论者闭嘴；除了缓刑、管制、免除处罚，其他任何结果似乎都不足以平息轻刑论者的吵嚷。其实，相当一部分人的移情能力相对缺乏，对自己的痛苦与他人的痛苦难做平等的比较，这是上述关于刑罚轻重以及其他一切争议的根源，此外还有一些原因或许也可作参考。

　　对刑罚的迷恋自有其悠久历史，在这里，刑罚作为被假想的社会管理终极手段，被尊为“国之重器”。而新闻中无论正方或反方、中立方或利益相关方、重刑论者抑或轻刑论者都未能跳出这样的窠臼，其潜台词要么是“治乱当用重典”，要么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这个被国家垄断的刑罚的裁量问题，因关涉到政治的合法性便被人们加以怀疑、论证、指责或操纵。给某犯人以刑罚，常被称为伸张正义，这个词其实有两层意思，首先，刑罚让犯罪者及其行为得到否定的评价，给予适当的处罚，并让社会回归其应有状态；其次，既然犯罪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既然国家已给犯人施加了处罚，那么就禁止私人的、民间的报复行为。

　　可是，这样的观点并不能得出下面的结论，即刑罚就是正义，或谓刑罚垄断了正义，相反，刑罚乃至整个政治，其实都是必要的“恶”，它是为了解决人的贪婪、自私、不合作而不得不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另一方面，尽管刑罚可能是基于某种正义的理念，但它归根到底还是服从于秩序的维护，当二者矛盾时，它也许会维持低度的正义，但总难免会“割舍”出一部分。那么，被割舍的正义会烟消云散、不了了之么？且看下面一桩事例。

　　史载南宋的贾似道擅国柄、弄蟋蟀，先有谎报军功，后有不战而逃，按宋朝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宗家法，追究责任也只是罢官、贬逐，贾似道被贬谪为高州团练使。会稽尉郑虎臣请命为监押官，这个郑虎臣对贾似道有家恨国仇，于是路上便对贾似道百般凌辱，拟让其自寻死路，奈何贾似道贪恋余生，不愿自杀。行至福建漳州木棉庵时，郑虎臣终于按捺不住，便趁贾似道上厕所解下太皇太后赐给的免死牌，将其弄死。

　　不知周伟新看到这桩案例会有何感想，是否还能笑得出来了。周伟新微笑的原因或许在于他认为自己重新确立了对法律或上帝的信仰，进而得到了公正的处理和上帝的宽恕，又或许在于他相信所谓的“义”，相信他的圈子的力量，相信他与某些人的攻守同盟，相信受贿者与行贿者间博弈之永恒轮回可以使其免于凄凉的晚景。明代的李东阳在诗中说道：“君王不诛监押诛，父仇图愤一时摅。”正义得不到伸张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它或积压或转移，但总会通过某种渠道释放出来。

　　也许理论上会有一种绝对正确的刑罚分配给各涉案人员，但社会对当前判决所感觉到的轻拿轻放也绝非虚幻，在政治及许多需要观众参与的领域，感觉到的往往才是真实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是道德直觉，它不依赖于理性教义的说服、引导，也不服从于理性的呵斥、指责。周伟新微笑之神秘，在于我们对道德直觉的不自信。刑罚妥当性的评价权仍然在作为观众的老百姓手中，正义价码计算器的按钮也是如此。

　　想来在既有的体制内讨论刑罚的轻重，如同在原来的足球管理环境下讨论是否该行贿或受贿一样，都是某种程度的自说自话。人类社会的行为及其机制从根本上说是象征性的，刑罚通过其象征活动，完成对相关人与事的评价、定位、排序，它是重定或恢复价值和秩序的方法之一，也是最极端最有力的方法之一。从这个角度看，给这些涉案人员一定的刑罚，不过就是拿掉其温文而雅的面具，将其从体面的高位上拉下来，让其到社会的底层接受再教育，同时也能最终厘清庄家、荷官、豪客、玩家等角色及各人对足球游戏崩盘所应付责任的大小。除此之外，我们无法再奢求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