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分类10年前分后混 仅4.4%社区达标

　　赵川

　　春寒料峭的清晨，一辆载着8个绿色厨余垃圾桶的小型电瓶车停在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一小区的“垃圾楼”门口，等待着环卫工人的清运处理。这是分类垃圾处理每天的“必经之路”。

　　然而，本应是纯厨余垃圾的桶里却是“五谷杂粮”，样样俱全。

　　“现在垃圾桶里的垃圾还是不‘纯’，纸盒、塑料袋、树枝、厨余垃圾等各式垃圾都混杂在一起。”一位正在巡查垃圾分类情况的工作人员对本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自2010年北京市大力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以来，北京市采取加强源头分类收集运输及中间转运环节的分类方式在1800个试点小区开启了生活垃圾分类，涉及16个区县、101.85万户、300多万人。

　　“我们很重视垃圾分类工作，作为市政工程重大项目之一，2011年市财政投入4亿元作为垃圾分类资金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建设等。”北京市政市容委相关人员对记者表示。

　　事实上，从2000年北京被列为全国八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算起，北京在垃圾分类上已探索了十多年。

　　但从垃圾分类制度的不完善，比如监督体系和奖惩体系的缺失，到计量收取垃圾费用实施的拖沓，再到政策制定缺乏完整性，这一系列问题把北京市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推向了尴尬的境地。“前分后混”的怪圈尚未破题。

　　北京市政市容委副主任陈玲在去年回答人大代表询问时表示，2012年将增加600个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到2012年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达标50%。《北京市“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计划》显示，到2015年，市民城区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均将达到80%。

　　“但垃圾分类的相关配套法规尚未出台，单纯扩展试点小区的数量，可能最终会使分类流于形式。”一位垃圾处理专家对本报记者分析。

　　仅有4.4%的社区做到按标准分类投放

　　北京垃圾分类试点仍处在“鼓励”尚未有收费及惩罚措施。

　　“垃圾前端的分类工作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了接下来垃圾运输和处理的环节。而且垃圾分类的目的就是让垃圾前端减量，解决‘垃圾围城’。”北京市政市容委相关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

　　北京市各试点小区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促进活动，比如开展垃圾分类知识普及讲座、发放专门的宣传册、设定垃圾分类宣传日，奖励机制、免费发放垃圾袋等，提高居民自愿分类的积极性。

　　“在大量宣传的不断正强化下，加上一些小区的奖励机制的促进，部分居民的意识也逐步培养了起来。经过努力，北京市垃圾分类正确投放率达到平均50%的水平，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更是达到了90%。” 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相关人士表示。

　　尽管官方给出了相关成效，但环保组织给出的相关调研结论，却并不乐观。

　　“仅有4.4%的社区做到了居民按标准分类投放。而有41.1%的社区，居民投放垃圾的情况并未发生改变。有50%的社区，尽管已有部分居民进行了分类投放，但另一部分居民仍然混合投放。” 一份由自然之友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2011年针对北京垃圾分类小区试点的实地调研报告《2011北京市垃圾真实履历报告》中显示。

　　事实上，与国际上实施强制“垃圾分类”的城市不同，国内试点地区大多采取自愿形式。为此，如何激励居民把垃圾分类，成为一大难题。

　　“垃圾分类概念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毕竟还是一个新鲜事，所以外因的鼓励是必不可少的。”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保产业研究所所长傅涛向记者表示。

　　“北京有24.5%的小区采取了奖励机制，奖励的模式主要是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一是向模范居民发放一些生活日用品；二是发放荣誉证书和张贴光荣榜。” 自然之友的张伯驹对本报记者表示，建立初期，垃圾分类情况比较好，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但是由于小区资金的短缺和财政支持力度不够，很多小区并没有持续的进行，最终也影响了一些居民的参与积极性。

　　“当前，政府一方面强调源头分类处理，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光靠宣传和‘间断性’的政策鼓励，而在解决问题最重要的资金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很可能最终成为一场作秀行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境专家表示。

　　“生活垃圾单靠居民的自愿分类，而且政府配套缺乏持久性，往往最后前端分类就只能‘见光死’。” 环境NGO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负责人陈立雯对本报记者表示。

　　除了资金问题，相关法规也未配套到位。

　　“尽管激励措施，如物质奖励，可能在初期有一定作用，但长效机制仍要靠明确的收费制度与监督惩罚机制的安排。”上述环境专家表示。

　　国际上如英国、法国、荷兰等解决垃圾分类问题都依靠了完善的收费体系，从费用上促进垃圾分类。另外，一旦居民分类不“纯”，居民将收到来自环境署的高额罚单以作惩罚。而北京垃圾分类试点仍处在“鼓励”尚未有惩罚措施。

　　事实上，北京市也将按照“谁排放、谁付费，多排放、多付费，混合排放多付费、分类排放少付费”的原则，进行“量化”收取垃圾费用，改变过去“死板的”即按户收费方式。(每户每月分别为3元或2元)。

　　张伯驹对本报记者分析说，其实按量收取费用也是一种变相的鼓励垃圾分类的方式。居民分类工作做得好，可以少花钱，不仅减少了垃圾分类后续工作，而且还会促进真正意义上的前端分类。

　　但北京市政容委相关人员对记者表示，至于何时开始实施“按量”收费，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75.6%的试点小区依靠二次分拣

　　实际操作效果还是不理想，混装情况依然存在。

　　由于没有强制要求，居民分类出来的垃圾，还需要二次分类。即社区雇佣清洁员，并且和垃圾回收公司合作，进行了按照“其他垃圾”、“厨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的三种形式对混合垃圾进行二次分拣。

　　根据自然之友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调查显示，一些社区的厨余垃圾分不纯，除了少数厨余桶之外，其他的厨余桶里基本上仍旧是混合垃圾。

　　自然之友张伯驹表示，北京市75.6%的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都是依靠二次分拣。但尽管社区层面有此第二道“防线”，但实际操作效果还是不理想，混装情况依然存在。

　　“在一次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环卫工骑着三轮车运来了周边的混合垃圾，在无人提醒的情况下，所有都成了厨余垃圾压缩设备的‘囊中之物’。”张伯驹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卫工向记者表示，虽然所有垃圾仍要经过最后的机械分选，而在运输过程中垃圾混合的情况下，这种机械分选的效率很低，分出来的厨余也几乎不可能达到相关的标准。

　　无论是分类经历了哪些环节，北京试点小区的大多数垃圾仍以“混合”的形式被运送到垃圾处理机构。其实，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是其原因之一。

　　“没有机构进行考核评估，仅凭一项‘空’规章和‘理想化’的信任，把分类工作未免想得太单纯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固废处理专家对记者表示。

　　不过，即将在今年3月1日后施行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明确提出，对垃圾分类进行测评和监督。但上述专家指出：“由于生活垃圾分类领域监督机构的长期缺失，在短期内可能并不会发挥很多实际性的作用。而且条例又过于笼统，并不清晰。”

　　重建设项目投入轻制度建立

　　矛盾体现在政府财政投入方向和政策导向上。

　　除了上述分类环节的问题，即便是分好的垃圾，后续处理也存着模式不合理之处。

　　“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的重点突击对象是厨余垃圾的分类和处理，因为它的产生比重占总生活垃圾量的60.5%，而处理厨余垃圾的最佳管理方式应该是分类和生物处理。”前述报告表示。

　　北京市对于生活垃圾处理采取焚烧、填埋和堆肥三种方式，目前还以填埋为主，比例分别为2∶90∶8。但是按照北京市容委的规划显示，三者比例到2012年分别为2∶5∶3，到2015分别达到4∶3∶3。

　　不难看出，焚烧是北京市生活垃圾末端处理的大趋势。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周正宁也曾公开表示，北京市在垃圾处理上达成共识，确定了以焚烧为重点的综合处理方式。

　　张伯驹却表示，这意味着北京市的垃圾处理规划可能高估了对焚烧和填埋处理能力的需求。根据实际状况，垃圾堆肥处理能力应至少达到垃圾总处理量的5成。

　　但不管采取什么方式进行处理，垃圾分类处理这一点在政府现有政策中是明确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出现偏差。

　　张伯驹说：“模式设定不合理只是一方面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战略与政府实际操作并不相符。”

　　政策方面，北京市政市容委一直强调的是“注重前端分类”战略，但实际上打的却是垃圾末端处理的“牌”。

　　陈立雯说：“这样的矛盾体现在政府财政投入方向和政策导向上。一方面攸关垃圾分类制度持续建立最重要的奖惩、监督管理和按量计费的政策迟迟不能落实。相反，另一方面，我们目前90%以上的费用都用在收运和处理垃圾上。这是极其不合理的，也是不符合国际方法的。”

　　北京环保人士王维平此前表示，按照国际上通常都是把2/3的资金用在垃圾处理之前，就是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管理上，只有1/3的资金用在垃圾处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