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应有怎样的“离谱”

作者: ■王洋

　　说到院士，近日有两个消息颇引人关注。一则是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谢家麟院士将奖金捐给单位一事；一则是贪污百万科研经费和包养多名“二奶”的“准”院士段振豪在法院出庭受审。

　　谢家麟院士说，我把奖金都捐给单位做科研用，这是应该的。段振豪“准”院士承认说，自己有过出轨，准备离婚。这样一个“准”院士，令自己在众人面前形象尽毁，就因为他是“准”的而不是“正式”的吗？显然不是，笔者倒认为称其为“准”院士也是对这个词的误读。

　　何来“准”？进入了院士评选的最终环节？马上就能升级为院士？没这么表面化。笔者认为，“准”字从程序上来讲，为“准备”，从内容上来讲，是“标准”，显然，内容更为重要。所以“准”院士，从严格意义上讲，应该已经是一名事实上的院士，是其自身学术水平乃至道德水平都已经达到院士的水准，达到普通人对院士的期待和认知，否则，并不配被称为“准”。

　　就像一名准爸爸，胎儿已经形成，他已经是一位事实上的爸爸，照顾妻子与胎儿，迎接宝宝降生所做的一切准备，都包含在爸爸的职责里。再如美国军官头衔中的“准将”，虽然也称为“准”，但准将已经是在将军的行列中了。同理，“准”院士即便还没有成为正式的院士，但应该已经是一名实在的院士了。可段振豪并没有“准备”好，更不符合“标准”。

　　“中科院准院士”这样的头衔挺唬人的，同时关于他的爆料也相当“给力”。网络上盛传的段振豪妻子的发帖虽起始于夫妻恩怨，但牵扯到挪用科研经费为情人买房以及包养情妇生私生子的丑闻，显然已超越家庭纠纷和道德瑕疵这一层面，涉及违法违规了。

　　就像我们不能容忍关于院士的一切丑闻一样，我们自然也不能容忍在道德上有严重瑕疵，且不能对舆论的质疑给予令人信服理由的人担任院士一职。科研上碌碌无为，自然在拒绝之列，假若道德上有硬伤，更没有探讨的余地，这本是院士选拔的基本条件。

　　在公众的眼里，因大量科研成绩而拟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段振豪，应该是一名严谨、清廉治学的学者，如今竟涉嫌贪污，并且他丑闻的败露还充满了诸多偶然性，笔者不知道监管何在。一个“准”院士，揭出的是大问题。学不能为人师，德难使人折服，不断曝光的关于“院士”的负面新闻毫不留情地亵渎了院士这顶高贵纯洁的帽子。

　　关于某些存在的腐败，还远不止这么简单。曾经，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醒民在《北京日报》发表《我为什么从来不申请课题》一文，文章为腐败的学术生态、僵化的量化考核、课题一票否决制和项目化等风气感到担忧，文中称“只要你能设法弄来课题，把钱打入本单位的账号，不仅可以住高档酒店、海吃海喝，而且还能以各种名目（奖励、提成、变相报销等）中饱私囊，更能顺利戴上教授、博导之类的桂冠，甚或加官进禄，尽管你没有像样的学术成果，也没有够格的学术水准。”这样的文章敢登出来就绝不是随意夸大，自然像段振豪这样的“准院士”也就是一种“理所当然”了。

　　相比段振豪的丑闻，谢家麟老院士的捐赠行为让人舒服了许多。也许有人会说，谢家麟想得太单纯了，把钱捐出去，会不会正好给段振豪这样的人挥霍提供了便利？在这里，笔者并不是想说谢老院士的思想有多么高尚，也不是认为得了奖金就一定要捐出来，更不是过分强调老一辈院士有多么的冰清玉洁。但是，单纯点有什么不好？谢家麟老院士说过，院士荣誉本来是名至实归的事，需要真的是自己做工作。捐赠，可能就是谢老院士认为的工作，是他的思想所致。或许，在这个复杂的年代，一切都变得那么“段振豪”，使如此单纯美好的举动都无法令人释怀。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院士，这是一个应扪心自问的问题。院士到底是钱权的点缀，还是自由学术的标杆，在金钱让人迷失，权力令人张狂的年代，我们应该留点净土，别让院士沦为这个时代造就的一个简单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