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高利润阴影 垄断红利能持续多久

　　环球企业家记者 丁默 沈旭文

　　假如全球银行业界现在就举办一场“当代先知”的评选，那么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前董事长George Mathewson爵士以及美国银行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Kenneth Lewis肯定是这一荣誉的有力竞争者。因为他们早在2005年就顶住股东与媒体一片质疑，率先找到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这些会“下金蛋的母鸡”。

　　当然，或许会有好事者拿Lewis辞职以及美银近几年疲软的业绩，还有RBS上月宣布裁员近5000人的消息，来质疑上述两位“准先知”的参选资格。但实际上，这些坏消息恰恰证明了两位参选者的眼光是何等“毒辣”—在2008年以来大多数跨国银行巨鳄尚未完全缓过气来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业的“金蛋”实在耀眼到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据银监会近期发布的《中国银行业运行报告(2011年第三季度)》显示：去年前三个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8173亿元，平均资本利润率为22.1%。而尽管国有四大行以及主要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年报尚未披露完毕，但业界根据三季报以及四季度货币信贷数据而普遍预期，国内A股上市银行2011年的利润增幅将继续维持在20%以上，这也意味着中国银行业整体盈利增速将有可能连续六年保持在两位数水平。

　　然而，吊诡的是，在取得令国际同行自惭形秽的闪亮业绩后，国内银行业者却一反常态，对出色业绩讳莫如深。一位实业企业家对此揶揄道：“如果是走私、贩毒，赚了大钱不敢说，那是因为违法。像国内银行这样，合法渠道赚钱，也不敢说，就真不知道他们在担心什么了。”

　　其实，中资银行面对靓丽业绩讳莫如深的背后恰恰是一种暗含“政治正确”的不得已选择。一个难以忽略的事实是，与中资银行一枝独秀形成鲜明反差的，恰是实体经济最活跃的因子—中小企业不断恶化的融资环境，银行担心背负“为富不仁”的道德批判。

　　如同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桶油”所代表的垄断性央企近年来遭遇的铺天盖地的公众批判一样，近年来，脱胎换骨完成重建的中国银行业所享受的庞大的制度保护和垄断红利，正使其置于批判的风口浪尖；只不过，诸多批评背后，批判者们似乎忽略了其立场和论据背后存在的深刻悖论—比如，外界批判银行业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力度不够，但反过来，银行加大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又会带来利差的扩大。

　　银行的利润为什么这么高？带来如此厚利的，究竟是银行自身的出色经营与金融创新，还是国内银行借助垄断地位对实体经济的“抽血吸髓”？中国银行业在过去数年间“超常规发展”的本质，究竟是市场化改革的立竿见影，还是垄断体系的自我循环？在2012年1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再次强调“银行业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之时，如何理顺自身与实业经济发展间的微妙联系，已成为高盈利光芒之后，中国银行业必须直面的深重阴影。

　　“银行业的历史性变化得益于改革推动，今后的转型发展更需要改革推动。”这是新上任的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开出的新药方。1月16日，尚发表署名文章称，如果说八年前的改革是体制改革，那么下一阶段的改革重点就是机制改革。

　　高利差依赖症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银行业的高利润未来仍将持续。”在广东金融学院代院长陆磊看来，经历了2009年以来过快的信贷增长后，银行业利润高增长饱受诟病，在经济下行周期，银行业却获利颇丰，如此形成两种常见的推论：一是银行与实体经济回报背离，利润畸高；二是存在银行以过高利率榨取实体经济收益之嫌。

　　一家大型民营企业的CFO颇为激动地抱怨道，“现在银行赚钱的速度远高于实体经济，这不是本末倒置吗？”而实业界人士的不满，似乎也从2011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盈利数据中得到支撑：根据wind资讯对上市公司三季报数据统计，沪深两市2304家上市公司2011年1月至9月共实现净利润14870.59亿元，同比增长18.76%，而16家上市银行则实现净利润6920.54亿元，几乎占到上市公司净利的半壁江山，其同比增长更高达31.86%，几乎是平均增速的两倍。

　　对于这种逆周期下中资银行高利润增长的批判，一家刚刚完成全球裁员的外资银行亚太区高管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就算外部环境再差，中资大行也能‘旱涝保收’，他们吃的那才叫真正的‘铁杆庄稼’，我们根本没法比。”

　　这位外资行人士口中的所谓“铁杆庄稼”指的就是国内银行来源于贷款利息的息差收入，俗称“吃利差”，目前，金融机构存贷款利差为3.06%。

　　3.06%的利差保护，可给上市银行带来多大的利润空间？以2011年前三季度上市银行财报为例，曾荣膺英国《The Banker》杂志2011年全球最赚钱银行的中国工商银行其2011年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为1640 亿元，同比增长28.79%，这其中息差收益对利润增长的贡献度即高达68%。从绝对量上比较，利息收入则占到工行净收入的七成以上。而利差收入对建行2011年前三季度净利增长的贡献度更高达73.76%。

　　不仅国有四大行，大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同样是息差收入。 “贷款资产在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或城商行资产中所占比重，往往会高于其在国有大行资产中所占比重。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对息差收入的依赖度自然也随之上升。”交银国际银行业分析师李珊珊表示。

　　中国银行业得益于天然的“利差保护”，正是悬于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由此带来的垄断红利和铺天盖地的批评声一样多。

　　2012年1月11日，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金融体制改革”研讨会上，多位专家集体炮轰银行，斥责银行靠高利差赚钱太多，要求银行在未来采取切实措施进行改革，而全国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更直接呼吁，银行赚的这些钱，利润那么多，应该拿出2个点补贴给居民储蓄。

　　从2010年起，随着通货膨胀重新抬头，央行加息的步伐又远远滞后于实际利率水平，中国经济随之进入又一个“负利率”时代，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5%，而2011年全年的通胀率至少在5%以上，居民储蓄存款一直维持在2%以上的负利率状态，通胀之下，“跑得赢刘翔，但跑不赢CPI”成为公众的普遍焦虑。

　　如此背景下，中国银行业仍然维持3%的“高利差”，所形成的畸高利润也被外界批评为“是以牺牲和剥夺储户和存款人利益为前提的。”借用郑新立的话说，现行制度下，普通百姓对银行信任度最高，存款也是普通民众尤其是老人的主要理财选择。银行利润那么多，应该让老百姓存在银行的钱得到正利率，这需要调整。

　　“发达国家(利差)是1个点，中国台湾也是1个点。内地企业的资本利润率也就是5%至6%，但企业各渠道融资平均利率是25%，企业如何承担呢？”郑新立愤怒地指责银行为富不仁后，指出缩小存贷利差也是改革必然要采取的方向。

　　有关中国银行业“存贷款高利差”保护的批判，在过去五年间不绝于耳，然而，回顾中国高利差政策的诞生和制度演进，奠定中国银行业今日赢利基石的这一制度，发轫于中国银行业改革之需要，最终又沦为改革之羁绊。

　　“高利差保护的实质上是对存款人征税，以此补贴银行业的一种政策。”一家股份制银行高层曾对本刊记者如是分析。

　　存贷差政策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央行明确实施扩大存贷款利差的政策，此后，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存款管上限，贷款管下限”的利率保护政策至今未有大的突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大面积陷入经营困境，致使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剧增，银行脆弱的资产质量甚至影响到国家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安全，随后国有银行改革方案当中，开出了补充资本金、剥离不良资产的药方，其中，财政注资和高利差政策补贴开始得到执行。

　　2005年，四大国有银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时任央行条法司副司长的李波专门撰文，他认为，在政府利率管制之下，中国银行业的存贷利差已过低，“是银行缺乏恰当激励和定价能力的结果，是我们长期让银行业承担改革成本的结果。随着银行改革紧迫性的增强，在利率完全市场化之前，我们应该首先扩大银行存贷利差……”

　　事实上，高利差政策在帮助国有银行消化不良资产方面居功至伟，仅仅以2005年至2007三年为例，光工行每年通过利润冲销坏账就高达500亿至600亿元。

　　然而，这一旨在助推国有银行改革的补贴政策，并未随2007年至2010年四大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的完成而退出历史舞台。

　　一个难以忽略的事实是，尽管从2007年开始，呼吁取消存贷款高利差政策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但实质性的改革迟迟未能推进；而进入2009年，随着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强化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垄断性制度保护，摇身一变，沦为“四万亿”刺激政策之下，中国银行业非理性扩张的利器。

　　非理性扩张

　　备受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推崇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对社会主义转轨经济现象有一个深刻观察，1980年代科尔奈发现，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企业如果出现亏损，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会预期他们的亏损会得到政府的援助，诸如给这些亏损的国企追加投资、减税或提供其他隐形补贴，科尔奈将这一现象总结为“软预算约束”，而转轨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与软预算约束有关。

　　软预算约束问题，同样普遍存在于股改上市之前的中国国有银行体系，正如前文所言，上一轮国有商业银行巨额坏账的形成与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历程不可分割，而中国银行业过去5至7年间所掀起波澜壮阔的股份制改革历程，也旨在摆脱此前长期担当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支持体的角色，使银行能够成为“真正的银行”，而非准财政机构。

　　从上述角度讲，高利差保护政策在世纪之初国有银行改革特定的大背景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今非昔比，正是在利差保护政策保驾护航之下，使得商业银行对传统的存贷款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产生了政策依赖性，随着2009年“四万亿”刺激计划一声令下，中国银行业纷纷走上规模扩张的不归路。

　　“对银行吃利差不满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外界对2009年以来商业银行高度同质化，纷纷采取‘以量补价’规模扩张的模式的批判。”一位股份制银行高层曾向本刊记者坦言，在信贷大投放背景下，不冲规模，不做大自己，就意味着放弃市场份额。

　　2008年底全国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为30.3万亿，到2011年年底时，这一数字已高达58.2万亿，几乎翻倍。

　　在广东金融学院代院长陆磊看来，贷款增长过快，特别是中长期贷款增长惊人直接导致了在既定利差水平下银行净收入的迅猛增长—多销而非过高的单利构成了银行的主要收益模式。

　　“2009年太特殊了，你不可能说这边放着公司贷款巨额利润不赚，为了调结构而放弃对公业务。”2009年底，一位股份制银行副行长向记者坦言，调结构是为了更多地赚钱，但没有人能放弃眼前唾手可得的规模扩张机会，即便是向零售银行转型多年的招商银行，也不能例外。

　　宏观决策者一开始就将欧美次贷危机视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因此，从2008年9月份开始，短短几个月时间，央行连续5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新一轮降息周期下，商业银行不得不面临净息差收窄的挑战，仅仅2009年第一季度一年期存贷款利差就由降息前的3.33%收窄至3.06%，在股东回报和业绩压力下，通过规模扩张，“以量补价”成为现实选择。

　　“2009年年初总行初定的贷款新增规模是1200亿，结果到年底变成了3300亿，翻了将近三倍。”一家股份制银行信贷管理部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这样一个中等银行这么冲上去，大行更是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一泄而下。”

　　然而，在利率市场化尚未全面推进和垄断性利差保护之下，刚刚完成重建的中国银行业体系不得不面对“四万亿”这剂猛药带来的强大副作用，即国有商业银行不得不面对新一轮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掉入“信贷财政化”的陷阱，此前经过多轮银行改革艰难分离的“银政合作”再度回潮，2009年和2010年总额将近18万亿的信贷投放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投向了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来自监管部门的数据显示，2008年底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4.15万亿，到2009年底，这一数字已经高达7.38万亿。农行一位基层分行人士在其一篇文章中写道，2009年以来，银行更倾向于发放政府背景贷款，这种不是基于客观评估风险情况下发放贷款的行为造成了对地方政府的信贷软约束。“由于信贷软约束，导致信贷资金不合理地流向政府投资项目，填补了政府投资的预算缺口，出现了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的倾向。”

　　事实上，2009年特定银行业经营环境下，银行负责人为冲规模保业绩，普遍倾向于发放期限较长的固定资产贷款，借用上述股份行人士的话说，银行业长期存在的“垒大户”现象，“一方面贷款金额大，容易完成业务目标，同时也便于管理，即使未来出现风险，由于贷款期限较长，又可以将风险暴露尽可能的推迟。”

　　为抢占市场份额，商业银行展开了残酷的血拼，各种绩效量化考核机制纷纷出炉，几乎所有股份制银行在2009年都进行过类似内部贷款进度评比，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激励机制，在过去两年银行资产扩张过程中居功至伟，无论是2009年的贷款大战还是去年以来如火如荼的揽存大战。

　　一位股份制银行北京分行某支行行长告诉记者，该行在北京市有30多家支行，支行行长年薪在200万元左右，但200万元背后也有严格的末位淘汰制，排名靠后的支行行长随时有可能遭到解雇。

　　“如果不很好地解决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从而弱化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动机，单纯地寄希望于股份制改造来革除原来寄生于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中的积弊，最后的结果恐怕是希望越大，失望也会越大。”

　　八年前的2004年，中国国有银行改革尚在黎明前的暗夜，社科院金融所一位名叫彭兴韵的年轻学者写下上述一段话。

　　监管套利

　　“没有约束的扩张不是有效扩张，没有约束的发展不是科学发展。”1月16日，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其署名文章中直指过去几年中国银行业存在的痼疾，在尚看来，“规模大不等于竞争力强，利润高不等于机制好，网点多不等于服务优，一些银行在许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回潮和改革不够深入的问题。”

　　从2008年底，“四万亿”流动性闸门启动之际，中国的银行业监管者始终是清醒的，也是银行业风险最早的洞察者，早在2009年第一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监管机构就已开始对地方政府背景的贷款作出风险预警。

　　而从2009年开始，央行和银监会面对银行体系脱缰的信贷投放，开始使出浑身解数，诸如信贷规模额度管理、窗口指导、行政惩罚等行政化监管手段不断祭出，然而，效果似乎并不理想。

　　“1998年，我们费很大力气才把信贷规模管理废除掉。2009年那种形势下，又不得不重新把它搬出来。”一位银监会中层人士如是坦言，信贷规模管理非常严格，如不能用创新手段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往回开倒车，“往回倒退的结果是不起作用的。”

　　监管者的无奈不言而喻。尚福林对过去几年改革的情况做了总结—通过改革，银行业曾改变了单纯的“存款考核”，强化综合效益管理，但近年来又开始追求单纯的规模扩张；曾精简了机构，缩短管理链条，但近年来又开始增机构、抢地盘。

　　事实上，2009年以来，无论是货币调控还是银行监管，都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货币传导机制和监管有效性均遭到了业界的质疑，进入2010年以后，严厉的信贷规模管控之下，银行信贷资源日益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

　　如此背景下，过去两年，中国的货币供应和流动性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即货币总量过多与货币短缺并存，流动性泛滥和流动性短缺并存，这种结构性痼疾在2011年货币紧缩下，表现得尤为明显。

　　进入2011年后，与银行狂飙突进的信贷大投放形成鲜明对照的，恰是实体经济新一轮“钱荒”，江浙一带不断爆出的民间高利贷危机恰是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阴阳不调种种现象当中的一种。

　　“一方面，信贷投放额很大，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几乎拿不到银行贷款，整个社会必然缺钱。”2011年11月底，在国研中心召集的2012中国经济形势解析高层内部报告会上，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副主任尹龙如是概括中国宏观经济的阳盛阴虚。

　　过去三年，中国金融体系年均信贷投放量超过8万亿，远超出2007年之前年均3万亿的水平，然而，流向实体经济的银行信贷资金到底有几许？

　　据尹龙分析，2009年将近10万亿新增贷款中，6万亿贷款是为了配合“四万亿”计划投向了基础设施，“工程投入一般是一个抛物线态势，第一年不是最多，第二年慢慢上升，然后逐步下降。”即便按照平行线的模式，2010年投向基础设施的贷款也在6万亿左右，这意味着当年新增的7.9万亿贷款中，仅有1.9万亿投向了中小企业等实体；而2011年，保守估计至少5万亿贷款投向了在建项目，如此一来，新增7.47万亿贷款中，只有2.47万亿投向了实体经济。

　　正如尹龙所言，“一旦成为结构问题，要想解决就很难了。即使今年货币政策放宽，如果信贷结构不调整，企业依然拿不到钱，企业的资金依然紧张。”

　　信贷资源稀缺之下，银行业的经营行为也逐步由2009年的“以量补价”向2010-2011年的“以价补量”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实体经济日益加剧的融资困局，更加暴露出银行的“为富不仁”。

　　“说制造业去年困难都是因银行赚太多，这百分百不对；但说去年制造业困难，和贷款紧张利息太高有很大关系，这百分百正确。”一位制造业行业协会秘书长称。

　　本刊记者获得的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内部报告显示，2011年6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折合月息超过2分，比2010年6月上升了3.4个百分点。由于民间借贷市场远非价格统一的市场，各子市场的利率价格差距很大。社会融资中介的放贷利率为40%左右，而一般社会主体之间的普通借贷利率平均为18%，小额贷款公司的放款利率则接近20%。

　　更加糟糕的是，“四万亿”刺激计划对中国银行业经营机制的异化，远不止于此，失衡的信贷结构之下，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尤其是央企和国企更容易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获得银行信贷资金支持，而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即便愿意以上浮30%至40%的利率借贷，银行也很难批下来。

　　如此一来，银行信贷资金价格长期以来的“二元化”体制以及资金和利率双轨制得以变本加厉。

　　进入2011年，银监会调查结果也显示，信贷需求旺盛之下，江浙一带名目繁多的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咨询公司纷纷转行从事高利贷业务，而放贷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银行体系，相当部分“来自银行给大型企业的贷款”，大型企业利用监管漏洞，纷纷虚构项目，从银行套取低成本贷款，而后转贷给高利贷平台赚取巨额利差，借用刘明康的话说，“实际上成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

　　在央行条法司司长周学东看来，金融业的相对垄断，因为有价格双轨制，所以必然会导致套利，“大家会把计划内的资金倒到计划外，原来是倒钢材，现在倒资金。”

　　自我循环

　　2008年以来银行收入确有大幅扩张，但无法掩盖的一个事实是，银行资产的高速扩张正给金融体系埋下不稳定的隐患。

　　广东金融学院代院长陆磊总结道，资产扩张至少造成了两大隐忧—一是对资本的极度消耗以及银行资产质量和拨备压力的激增。

　　陆磊测算，2008年末，银行业资金运用总额为53.8万亿元，2011年11月增至90.6万亿元，增幅达36.8万亿元。按8%资本充足率要求，需要的资本金增量约3万亿元。

　　实际上，进入2010年，高达数千亿的上市银行一轮又一轮再融资潮成为资本市场萎靡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仅2010年和2011年两年，上市银行通过配股、发债等形式再融资规模就已再融资达6800多亿元，而目前已拟定计划尚未实施的至少还有2000亿元。

　　然而，这并不妨碍央企、地方政府、地方国资等形形色色的垄断资本和产业资本对金融资本的厚爱，2010年3月，中国移动以398亿元收购浦发银行22亿新股，成为浦发第二大股东堪称其中的杰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资金面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仍有部分制造业企业如华泰汽车，出现在了认购银行股权的名单中。

　　无独有偶，部分未上市的城商行股份同样自去年以来持续受到热捧。包括大唐在内的一批制造业央企以及当地的政府投资平台，纷纷大手笔入股城商行。2011年底，大唐集团斥资14.1亿入股富滇银行，成为富滇银行并列第一大股东。

　　“大家现在都知道银行是个金娃娃。地方政府也想方设法要攥在自己手里，一些实业企业也想把这个作为产业金融混合发展的跳板。”一位西南地区城商行高管对城商行的入股热潮做出如此评价。

　　“银行的利润高了，就会获得更多资本的青睐，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向银行体系，尤其是一些产业资本流向银行系统；而另一方面，银行在信贷增量有限的情况下，就可能通过一些渠道将资金投向信托或者其他虚拟经济领域，‘以钱炒钱’。”一位股份制商业银行研究部门负责人分析称，这样的发展路径“基本就和实业经济没什么关联了”。

　　而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高盈利不可持续

　　“近年来，银行业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盈利水平，都保持了快速增长。然而，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速逐步放缓，银行资产规模的基数日益扩大，银行业保持同水平的高速发展已不太现实，也不可持续。”这是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最新一段讲话。

　　早在2011年5月，时任建行董事长的郭树清接受记者专访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银行业每年30%以上，包括27%至28%的增长速度，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不可能这样永远保持下去。”

　　正如尚福林所言，高盈利真正难以持续下去的理由，恰恰在于中国银行业单纯依赖规模扩张和利差保护生存的制度性缺陷，借用一位股份制高层的话说，过去几年，做大做强的思路被强化了，“只有做大做强才能生存”，但资产规模不可能年年20%至40%地扩张下去。

　　同时，进入2010年后，外界不断掀起的有关利率市场化的呼声，也在挑战着中国银行业赖以生存的另一制度性保障—存贷款利差。

　　央行行长周小川1月7日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已经基本具备了利率市场化的条件，随着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成功上市，金融机构的软约束和不公平竞争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利率市场化改革有条件进一步推进。

　　令人遗憾的是，刚刚结束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提议并未出现在最终报告中。

　　不过，包括农行和建行两大掌门人蒋超良和王洪章对利率市场化仍然持谨慎态度，借用一位银行高管的话说，在银行产权大部分属于国有的背景下，一旦快速推进利率市场化，银行竞争起来会更加不计成本，“会血拼的，短期内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主要盈利还是来自于利差收入。如果破产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冒然放开市场准入，会有很大道德风险。”

　　然而，利差保护这种短期内为银行厚利奠定基础的制度性保障，实际上也为银行未来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留下阴影。“必须看到在垄断条件下，商业银行毫无竞争压力，以至于轻视业务创新，固步自封。”摩山投资有限公司CEO严骏伟表示，“这使得目前国内银行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的进程相对迟缓。新的业务增长点也未能尽快得到发掘。”

　　不过许多业界和学界人士认为，利率市场化本身并非能真正解决银行和企业在贷款利率问题上的不平等博弈。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唐建伟博士指出，在众多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国家，“存贷款利差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可能利差的幅度会稍小一些。因为利差始终是现代商业银行的基础。”

　　一位国有行内部人员更指，利差不是关键，关键还在于我国银行体系的过高的准入门槛。“对于银行牌照的严格控制，事实上形成了银行的垄断地位。而这种垄断地位只要存在，利率市场化非但不能把贷款利息降下来，甚至可能因为银行间形成默契，而把贷款价格合理合法地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