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讲派头 越被海外非议

　　

　　按《礼记》的定义，“礼节者，仁之貌也”，礼仪似可据此解释为人品道德的外在表现，修德养性，礼节自成，德行合一。问题是，礼仪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工具化，脱离内在道德关联而独立存在，形成过历史上的“礼教”，变成限制个性的桎梏；在国际间的交往中，夸张的礼仪容易给“外人”以怪异的印象，变成虚张声势的做派。

　　百年前，清廷第一位出使西洋的重臣李鸿章就格外重视礼仪。《柏林首都地方报》记载了李鸿章于1896年6月18日在柏林出席德国电器协会为他举行的盛大欢迎晚宴的情景：全场起立致意，李鸿章由身后随从陪同缓步入场，在贵宾席落座，“他身后站着的贴身侍从手持扇子，不断地扇着为主人送凉，或是递上镶银的烟斗”。主仆之间，一个是尊贵优雅，另一个是诚惶诚恐的恭敬，李鸿章和他的代表团恪守礼数，可谓各尽其责。不过，中国客人对礼数的努力，德国主人并没理解，但觉得东方客人举止怪异，甚至引发出东方文化有无血性的议论。

　　类似场面前不久在德国的汉诺威大学上演。中国某地的一位贵宾到学校礼堂发表演讲，在全场起立鼓掌欢迎声中，贵宾缓步入场至主席台落座，走在身后的秘书娴熟地把演讲稿和银色金属茶杯摆放在领导面前，之后谦恭地退下。在场的德国听众掩不住地揶揄：这样上下级的互动很有趣，有宫廷风范。中国贵宾的报告意在介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一个个排列的数据和排比的句子让现场翻译无从下“口”，加上报告人基本上是照本宣科，效果可想而知。唯有演讲前的场景留下“话料”。

　　学术也在官场化。在柏林一所大学的哲学研讨会上，一位中国教授身后始终跟随着他的一位学生，给老师拎着包。轮到发言时，教授也是缓步走上讲台，学生则小心翼翼地把包放在教授面前，拿出稿子，之后恭敬地退下。教授的报告也是照本宣科，口气宏大而且不容置疑。对洪堡精神熏陶下的德国学者而言，师生是共同探求真理的平等伙伴，无所谓师徒，更谈不上主仆。他们眼中的那位中国教授虽很有派头，但缺乏学者的深厚与平和，更像一位讲求做派的学术活动家。

　　脱离内在修养，就礼节而礼节地对外交往，讲求缺乏内容的做派，这不是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本质，也不是做人的本色。现今之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大家庭，需要我们对外交往从容淡定，待人如己，内在自然。礼仪的精髓在于尊重任何人，而不是个别人，在于人与人的平等精神，在于多些真情实意，少些虚张声势，让“自己人”感到腻烦，让“外人”觉得怪异。与人交往还是少些做派好。(作者是旅德学者 金 锋)

　　（责任编辑：林秀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