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经济圈方案难产 地区利益争夺重重

　　本报记者 陈岩鹏 北京报道

　　 “2+5”、“2+7”、“2+8”、“2+11”多个方案层出不穷，但时至今日，这个关于“首都经济圈”空间范围的界定仍然没有最终确定。

　　 面对《华夏时报》记者，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提出质疑：“首都圈的范围还没有定下来，到底多大？画了这么多圈，都是北京市组织专家们提供的方案，有中圈，有大圈，有小圈，大圈已经把山西包围进来了，小圈就是北京市和河北环首都的经济圈，环首都圈都有了，加上北京不就是首都经济圈吗？”

　　 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北京不这么想。

　　 “北京说，加上所辖的14个区县，是否太小了？所以北京不干了，北京要扩大，扩大到多大？”深知内情的肖金成告诉记者，“问题就在于首都圈到底有多大，这个定不下来，首都圈的范围也难定。”

　　圈子难定

　　 说到首都经济圈，要追溯到2004年，当时，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

　　 “过去，北京、天津在发展过程中河北确实受到很大的经济影响，人才都往高端去，现在要改变这个状况，我们开始提的是京津冀都市圈‘8+2’：2就是京津，8很广泛，包括了河北很多个市县。”清华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祖麟说。

　　 肖金成参与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工作，据他透露，该规划是“十一五”提出的，原打算启动后一年内推出，但京、津、冀三个行政区诉求不一致，所以一直拖着。

　　 这一拖就是7年，时至今日，这一规划一直未能获批。在业内人士看来，“十一五”时期提出的“京津冀都市圈”夭折，原因在于强调了三地的“平等地位”，缺乏轴心。京津冀三地虽有合作意愿，但各自需求仍有不同，尤其是北京、天津这两大直辖市之间的关系，协调起来难度很大。

　　 由此，“首都经济圈”、“环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开始浮出水面。

　　 王志纲工作室北京战略策划中心总经理任国刚对此表示，他们从2010年9月开始介入到北京“十二五”区域合作规划，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与首都圈有关。

　　 “首都圈第一次是北京提的，提完以后，才有河北省提出环首都经济圈，再上升到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的首都圈概念。”任国刚说。

　　 第一次北京主动提出做区域合作，在此之前，河北一直在说大北京，河北非常热情，想和北京对接。王志纲工作室从2002年开始做廊坊战略，对河北保定、承德、张家口都比较熟悉。

　　 任国刚认为，北京现在主动提出来打造首都圈，不是沿用此之前京津冀在内的都市圈，也表明了北京希望以北京为中心形成新的辐射。据施祖麟介绍，河北省在考虑自己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提了“环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变成14县、4区和6基地的战略，目标是把原来是贫困带变成经济发展的特区。

　　 那么，首都经济圈到底有多大？学界关于“首都经济圈”空间范围的界定有“2+5”、“2+7”、“2+8”、“2+11”等，天津都在其列。

　　 肖金成认为，北京的辐射半径应该在120公里到150公里，而北京与天津两个直辖市之间的直径距离是130公里，在其辐射范围之内，然而这两个超大型城市又势均力敌，一个是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一个是北方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天津也有自身的辐射范围，是一个独立的天津都市圈，唐山、秦皇岛也应该归属天津都市圈内，把天津放到首都圈里，就不是首都圈了。”

　　 而在发改委讨论的首都经济圈还有“1+4”，1是北京，4是保定、廊坊、张家口和承德。另外还有一种口径是“1+6”，除了上述河北省4个城市外，还把唐山和秦皇岛拉了进来，理由是首都要有港口。

　　 “但问题又来了，北京到秦皇岛290公里，北京到石家庄也是290公里，一些专家就要提出质疑：把秦皇岛拉了进来，为什么不把石家庄划入首都经济圈？”肖金成说。

　　 因此，时至今日，这个圈子仍然没有最终确定下来。

　　寻求出路

　　 “不像前几年，北京在首都经济圈上的积极性很高，北京市对口支援合作办公室专门负责相关规划的设计工作，还专门成立了个推进小组，市委书记刘淇任组长。”任国刚向本报记者透露，“因为北京现在遇到一系列问题，如人口过度聚集、交通拥堵、能源紧张、生产要素价格涨得过快等等，需要为首都找个出路。”

　　 肖金成说，北京市已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河北环首都圈的建设可为北京市疏解城市功能做出较大的贡献，只有疏解北京市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北京市的人口压力。因此，在环首都圈打造“反磁力中心”，使之成为承载产业和人口的平台，才能取得“一石二鸟”甚至“一石多鸟”的效果。

　　 北京有很强的愿望，河北省也有很强的愿望，这便是一个机会。

　　 “我们做规划的时候也提出来，希望在河北和北京交会的地方，建两个推动区域建设的示范区，也就是共建。”任国刚说，“北京周边，现在这个区域里面，最合适的还有首都第二机场，机场包括河北和北京，机场本身就是两部分，产业上实现再融合。”

　　 不过，打破现在的僵局最难、最需要突破的还是体制，户籍制度也是羁绊之一。在30年的改革过程中，我们每个不同等级的城市，在这个行政管理区域内，形成了相对的以户籍为标准的一个封闭的公共服务体系。所以，无论是哪里的人口，只要这个城市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不对等，就不可以到这里来落户和就业。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提出质疑：“同样作为城市人口的廊坊人，能不能进北京呢？进北京就业可以，当廉价劳动力可以，但是进北京落户不行。”

　　 这个阻碍也决定着我们城市化的流向，决定了城市化的空间分布。“我在北京跟很多官员交流的时候，他们跟我讲，北京现在满足户籍人口公共服务水平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但是如果添上900万的外来人口、农民工，就降低了一大块。正是在这个思路的引导下，决策层就考虑从稳定和北京发展现状的关系出发，是否可以把有关城市化的一系列改革，推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李铁质疑道。

　　 除了体制，任国刚认为，还要在手段上寻求突破。“需要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寻找一个新的突破点。”任国刚说。

　　 施祖麟认为，京津冀三地要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一定要打破行政区划僵化的制约，真正做到区域一体化的协作。此外，一定要有一个组织机构，仅靠三地的行政部门各自来做事是比较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