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家们正在进入高风险期

　　——三十五评发展实体经济

　　李锦

　　 是趁火打劫、继续榨干企业的血，还是适当收敛、“哺乳”实业？后者无疑是正确的选择。然而，中国的银行家们没有一个愿意这么做的，因为对于暴利的贪婪性决定他们不可能这么做。尽管中央政府喊破嗓子，他们甚至连样子也不肯做。

　　正因为如此，如同垄断性央企近年来遭遇的铺天盖地的公众批判一样，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所享受的庞大的制度保护和垄断红利，使其置于被批判的风口浪尖。银行业暴利风波再一次把商业银行拉入高风险期。

　　贪婪暴利的道德风险

　　2011年，商业银行非银行利息不到20%，换句话说，也就是银行利润的80%以上来自利息差。目前，我国一年的存款利率上限仅为3.5%，而贷款利率为6.56%，利差为3个百分点。只要有存款、有放贷，银行想不赚钱都很难。如果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银行的利差不会达到3%，资本回报率也不会动辄超过30%。然而今日中国银行业的事实便是如此。早已有人指出：银行业暴利是因其双向垄断的结果。作为排他性存款机构，有动机和能力压低存款利率掠夺存款人；作为占据绝对控制地位的贷款人，国有商业银行有动机和能力提高贷款利率掠夺借款人。因而中国的存贷款利差，是全世界最高的。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大银行越来越脱离于其理应遵守的行为边界，有日渐异化的倾向。过去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中国银行业，如今正以自我为中心，在虚拟世界中自我循环；尚未完成内部改革的银行业，在还没有学到太多的市场经验与风险管理意识的时候，就已沾染上了美欧同行的贪婪习气。

　　虚拟经济的生存风险

　　银行业的事实垄断造成中国实体经济的水池越来越浅，严重阻碍中国科技进步和老百姓创业。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银行业暴利，2011年中国地产泡沫造成实体经济危机，银行业照样暴利，就很能说明问题。所以任何一个危机必须要倒掉一批企业，倒掉一批银行，不然后果难料。一些放高利贷的银行工作人员和权利业者，一直在赚取海量的暴利，使得受惩罚的永远是实体经济。

　　银行盈利的来源是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在完成自身蜕变的同时，也是行业优胜劣汰的过程，也许有的行业活了下来，而有的则永远消失。与自然生态相似，金融也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态环境，但是在自然生态中，居于生物链顶端的人类已经开始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金融生态顶端的银行是否也应重新审视实体经济的状态呢？

　　避免竭泽而渔，不光是说自然界，对于金融生态也同样适用。如果企业都倒闭了，银行还可能生存吗？

　　“高利差”的舆论风险

　　现在，公众对银行暴利投以审视以至批判的眼光。 从2010年起，随着通货膨胀重新抬头，央行加息的步伐又远远滞后于实际利率水平，中国经济随之进入又一个“负利率”时代，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5%，而2011年全年的通胀率至少在5%以上，居民储蓄存款一直维持在2%以上的负利率状态，通胀之下，“跑得赢刘翔，但跑不赢CPI”成为公众的普遍焦虑。畸高利润也被外界批评为“是以牺牲和剥夺储户和存款人利益为前提的”。

　　高利差保护实质上是对存款人征税，以此补贴银行业的一种政策。

　　从2007年开始，呼吁取消存贷款高利差政策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但实质性的改革迟迟未能推进；而进入2009年，随着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强化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垄断性制度保护，摇身一变，成为“四万亿”刺激政策之下，中国银行业非理性扩张的利器。令人遗憾的是，刚刚结束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提议并未出现在最终报告中。银行业的舆论风险正在排山倒海式的卷来。

　　国际竞争的弱化风险

　　金融危机以来，欧美银行体系式微为我们提供了极其难得的时间窗口，中国银行业本应抓住机会，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尽早在公司治理、业务创新和国际化能力建设方面拿出实质性改革举措；稳步提升对国内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回报和服务品质；进而以现有市场主体为基础，培育出一批能在国际市场上比肩跨国金融资本的种子选手。可是，国内银行业在改制上市后并没有启动太多实质性的内部改革，而是充分利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迟滞尽享政策红利，蜕变成超级“印钞机”，造成国内银行业普遍存在的利润畸高局面。

　　目前，欧美同行陷入困境，正是中国志在打造世界级银行体系的银行家们，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画出契合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清晰路线图的时候。否则，一旦欧美同行恢复元气，运气恐怕再难眷顾中国银行业了。

　　“分配腐败”的政治风险

　　银行业经理乃至每个员工的高薪已被广泛关注。 金融企业“分配腐败”是经济转型时期的现象。如果我们忽视它，它就像一颗依附于体制的“毒瘤”，慢慢地侵蚀它的机体。首先，从经济体系的环境——社会来看，“分配腐败”破坏了社会公平准则，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金融垄断企业利用公众给予它们的强势地位，将企业福利的成本转嫁于社会，这和“劫贫济富”没什么两样，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平，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其次，金融“分配腐败”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流失。“分配腐败”最大、最明显的危害在于把国有资产、税收等全民财富以福利的名义转为个人财富。

　　最后，从微观的经济个体——金融企业来看，“分配腐败”、“福利腐败”表面看是垄断企业本身得利，但实质上它们是在扼杀自身的活力，无异于“慢性自杀”。一个不断将经营成本提高的企业，其市场竞争力也必然不断削弱，在垄断状态下，它可以转嫁给国家，一旦打破垄断，进入市场竞争状态，又将如何自存呢？

　　目前，中国银行家面临的不仅有舆论风险、竞争风险、腐败风险、道德风险，而且将面临生存风险。这种风险不仅是来自内部，还来自外部。怎样消除风险？前不久，温家宝总理撰文强调：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金融发展的根基是实体经济，离开了实体经济，金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各类金融机构都必须牢固树立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思想，全面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

　　银行家们是被动地接受风险，加剧困境，还是主动地化解风险？全看他们自己了。

　　（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