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过大也能推高城市生活成本

　　唐学鹏

　　 近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和经济学人信息部（EIU）近日联合发布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行榜，有意思的是，上海和香港的生活成本要高于纽约。《经济学人》的结论是，汇率和经济是排名的基础。上海是因为经济和汇率的双重强劲。香港的汇率是跟着美元走的，汇率弱但经济不错。

　　 用经济和汇率解释生活成本的飙升，有一些的说服力，但并不牢靠。比如我们以瑞典斯德哥尔摩为例，瑞典克朗是强劲的，瑞典经济也不错，但斯德哥尔摩在榜单上名次却非常低。所以，这里面一定缺了点什么。我们认为，如果添加贫富差距程度这一因素，似乎就可以形成更完备的解释。

　　 我们将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做一个简单的推演。巴萨效应是关于国际贸易的，是解释富裕国家为什么物价水平比穷国贵？比如富国A和穷国B的可贸易品的价格折合汇率后差不多，比如苹果iPhone都约是699美元。但是，富国和穷国理发师的价格大相径庭，前者50美元，后者只有5美元。理发就是非贸易品，要知道非贸易品价格是一个国家内部物价的主要因素。巴萨效应的意思是，在可贸易品方面，富国的劳动生产率高，这个部门的人赚的钱就多，那么根据劳动力套利原则，如果非贸易品部门工资低，那么劳动力就会流走到可贸易品部门，最终造成非贸易品部门工资也较高，即理发师傅也分享了贸易品部门的“红利”。当然，很多批评巴萨效应的文章觉得劳动力自由套利有点不切实际，毕竟专业化社会，理发师转型去做外贸也不是件容易事。

　　 但是，我们将巴萨效应做一个转换，就变成“富人社群效应”。我们将贸易品部门，转换为“富人社群”，这些富人在国际市场取得较高收入，且某种程度上是外生于本国经济的收入，比如跨国公司的高级雇员、官员家属拿了绿卡又回来做权贵生意、IT业新贵、本土的但已经全球化的投资家等等。这些富有社群居民产生了对当地非贸易品的需求，而根据非贸易品的性质，这一需求必须由该国内部其他居民来供应满足，这些居民收入肯定比前者要低得多，我们称这些居民为“穷人”，那么自然推导出“穷人”的总人数以及比例决定了非贸易品的潜在供给。

　　 也就是说，如果富裕社群较为庞大，那么就会造成非贸易品的紧张，从而抬升了非贸易品价格，进而影响总体的物价水平，提高城市生活成本。而这又自然跟基尼系数有关。假设只有一个富人，即皇帝，其他万民平等，那么基尼系数为0，皇帝可以忽略，一切平均。随着富裕人群的慢慢扩大和财富悬殊，那么基尼系数会变得越来越大。而“富人社群”的爆发就是这个过程，基尼系数的大幅度上升，同时，社群的强大购买力提高了非贸易品的价格水平。

　　 香港和上海则符合这样的情形。香港拥有远东最多的千万富人群体，香港的基尼系数一直是世界最高，它的生活成本一直都是世界前几位的。而上海则是一个新的追随者，中国经济不仅强劲增长，而且基尼系数也快接近0.5。不平等扩大形成的“富人社群”效应使得富人大幅度提高了城市的生活成本。鄂尔多斯也是一个证明。瑞典为什么是一个反例呢？因为它们消除了基尼系数对生活成本的影响，从而让城市的生活价格变得温和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