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迟滞的日本镜鉴

　　进入经济停滞阶段后，日本政府的对策不够高明，说到底，是改革的滞后。

　　曾几何时，日本“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成为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模仿的对象。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突然沉沦，至今20年，GDP规模止步不前，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也被中国取代。与欧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可谓“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其中既有经济基础与外部环境变化的原因，也有政府决策失误的因素。

　　回看日本长期较高速增长之因

　　——以技术进步为动力兼顾效率与公平。

　　

　　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面临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关键时刻，之所以能够越过这个关口，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在高速经济增长期，不仅实现了“相对共同的富裕”，而且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由技术进步来推动，由市场来推动，更有效率，也更有后劲。

　　——中小企业的作用不可忽视。

　　

　　民间大企业作为经济活力的中心源，带动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的发展。以丰田汽车为例，它不仅有为数众多的子公司、孙公司，也有与其等量齐观的合作企业，更多的则是通过承接丰田的零部件等订单实现稳定发展的中小企业。作为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小企业接纳了大多数的就业人口，而其中又有很多是从农村地区迁移至城市的青壮年，使过去在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村人口大大增加了收入。而青壮年迁移至城市，又大大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扩大了消费基础、提高了消费水平，从而为高速增长产生的大量供给提供了必要需求，实现了经济良性循环。城市化培养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从另一个侧面也使日本的社会能够长期保持稳定，避免了许多后进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的社会动荡。

　　——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与条件。

　　

　　外向型经济的确立对日本而言至关重要。日本得益于冷战格局下特殊的“全球化”，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引擎”，在日本发展的前半期对其帮助甚多。首先，美国对日本实际上是不对称开放，即美国对日本产品进口尺度较宽，但默许日本封闭本国市场。其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长期维持1美元兑360日元的汇率，被低估的日元币值无疑增强了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第三，技术、管理方法的引进大大提升了增长的质量。经济发展初期，日本大量引进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先进技术，模仿的同时进行创新，大大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保证了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

　　日本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首先，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相对较大。与信仰自由主义的欧美不同，日本素来强调国家的作用。日本并没有因被美国占领而完全引进美式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政府“指导”经济的日本模式二战后得以延续。

　　据日本经济学家的测算，1960～1973年即所谓高速增长期，贡献最大的是资本投入的不断上升。国家通过对有增长前景的新兴产业实施保护培育政策，如提供低息贷款、出口税收优惠及优先提供外币配额等，调控投资的方向，来实现国家的经济增长目标。国家对金融、证券和保险业实行强势管制，大藏省(即现在的财务省)则采取所谓的“护送船队”式的金融行政体制，对那些因经营问题而陷入困境的金融企业，为了让它们可以继续生存，日本的行政官厅通常会出面干涉，保持这一行业全体的稳定性。这种保护，在“经济培育期”是无可厚非的，进入成熟期后其弊病才逐渐显露。

　　其次，日本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强力投资促进了社会整体的均衡发展。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因为地理与历史条件优越，发展最快。在高速发展中，这种差距有可能会越来越大。但在政治家的层面，他们又有动力去实现经济平衡，原因在于那些不发达地方往往是执政的自民党许多议员的票田，因此，政治家希望国家增加投资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为自己增加选票。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公共投资建设”(即基建)就应运而生。从1966年开始，日本政府就发行建设国债来推动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不发达地区的基建投资，不仅使这些地方旧貌换新颜，也使以建筑业为中心的地方经济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这是日本模式的另一重要方面。政府对港口、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对完善投资环境、促进物流畅通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再有，促进制度与法律建设。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所保障的政治清明与交易成本的下降，是日本能够顺利发展的另一项重要保证。日本的法律繁杂，日本人对法律也较为尊重，以法律为准绳，辅之以社会规则，整个日本社会呈现秩序井然的景象。虽然在外界看来，这样的日本社会缺乏灵活性，特别表现在如“3·11”地震那样的危机情况下，“无法律依据而不为”显得过于死板，但在平时，秩序性可以大大削减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为投资、交易提供可以预期的前景。

　　日本为何陷入长期停滞

　　 以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为转折点，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从根本上说是由日本模式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

　　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

　　

　　上世纪80年代，日本著名的“前川报告”已经警告日本经济要实现结构性转型，将发展的重点转向服务业等，扩大内需，减少对外需的依赖。但时至今日，日本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制造业出口，一旦外需市场出现波动，日本经济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即便是菅直人和野田内阁所提出来的“经济增长计划”，也是将目标瞄准亚洲的新富裕阶层，欲借此推动日本产品的出口。

　　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又恰逢全球化的开端，新兴国家从这个时候开始迅速崛起，而新兴国家又大多同样以出口导向型为其发展模式。日本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后，其各方面的成本均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且随着新兴国家技术的不断进步，原先日本占有优势的机电、电子产品，其领先位置也一步步丧失，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被超过，日本制造业出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最近索尼、松下等相继出现高赤字，就很能证明这一点。

　　全球化也意味着资本与产业转移的门槛大大降低。既然在国内生产面临高成本的压力，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日本企业的海外转移从大企业起步，现在中型企业也大规模向外走，产业空心化越来越严重，直接影响到国内就业与政府税收，GDP难以增长就情有可原了。

　　老龄化加速经济收缩。

　　

　　老龄化也是日本发展的桎梏。2010年日本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占日本总人口的40%。

　　人口出生率下降，老年人口增多，直接的影响就是消费萎缩。对于一个现在还依靠外需来维持经济的国家而言，内需缺乏挖掘潜力，其影响更为致命。老年人有钱，但消费意愿低；年轻人消费意愿高，但缺乏余钱。日本的法律对亲属间的赠与也规定了较高的税额，这就更削弱了年轻人的购买力。而且，不仅老龄人口增加，总人口也呈现逐步萎缩的趋势，日本制造业不得不依靠外需，这就使得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更无从着手，延宕至今，导致日本始终处于经济不断收缩的困境之中。

　　对经济停滞的政府应对

　　

　　从政府决策的角度看，在进入经济停滞阶段后，关键是如何根据新形势与时俱进，但遗憾的是，日本政府的对策不够高明，说到底，是改革的滞后。一些人认为，政局不稳是其停滞的原因，但事实上，政局不稳是停滞的果，而非因。

　　其一，迷信高速增长阶段的“投资法宝”。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公共投资比重很高，大约是欧洲国家的10倍。GDP增长的相当大一部分也是靠这种投资来拉动。问题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政府仍然认为，目前的问题是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衰退，相信政府投资不仅可以创造需求，还可以创造就业。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不惜大举增加国债水平，通过投资基建来刺激经济。如1998～1999年仅担任了20个月首相的小渊惠三，在其任期内就发行了84万亿日元国债，被称为“世界第一债务人”。这个阶段的政府投资，效率极其低下，无法激活经济，反而滋生了许多腐败。其结果只是让日本债台高筑。小泉时代曾想扭转这种趋势，但遭遇重重阻力，小泉下台后，无论是自民党的安倍、麻生，还是民主党的鸠山、菅直人，实际上仍然在走老路。

　　其二，对既得利益阶层无可奈何。比如官僚，在经济赶超阶段，官僚起到了较为正面的作用，在利益均沾的时代，他们手中握有的重权，民众也不太在意。然而经济陷入停顿之后，这种权力就成为经济活力提升的障碍。议员希望为地方争取基建项目来争取选票，于是官僚通过与议员合作，将资金投入该地区，来争取好处。这是日本版的“跑部钱进”。拮据的财政资源被利益集团随意分配，必然造成需要的地方无法获得。同时政府通过各种规定来对行业进行限制，直接损害了经济的活力；他们也成了抗拒改革的主要力量。但因为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即使是权威超过历届首相的小泉在位时，也无法真正动摇他们手中的权力。

　　民主制度对改革的阻碍在日本也显得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执政党不敢增税、不敢动老人的福利。日本的公共债务余额已经超过GDP的两倍，财政拮据，但为了将7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医自身负担额度从原来的10%提高到20%，就遇到了天大的阻力，从小泉内阁一直到现在都无法解决。原因就在于日本的老人群体大，而且他们的投票意愿比年轻人要强很多，谁都不敢惹。

　　其三，对老龄化与人口减少缺乏正确的应对措施。老龄化与人口减少都是造成需求不足的因素，但并非绝对必然如此。政府因财政拮据，不能靠公共消费来创造需求，那么必须依靠民间需求来推动。两极分化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社会的突出现象，这大概也是整个西方社会共有的现象，两极分化对消费的增长有负面作用，而政府的作用就是通过再分配来实现较为公平的财产分布，刺激较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欲望。但现实是，日本原本的累进税制，经过多次减税后，已经难以起到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桥本内阁时将消费税率提高到5%，曾使景气恢复的过程中断，而野田最近提出的将消费税率从目前的5%提高到2015年的10%，则更有逆累进税的功能，如果缺乏配套措施，必然会进一步打击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从而对扩大国内消费产生负面影响。

　　其四，对进一步开放畏首畏尾。泡沫经济后日本的衰退，按照辜朝明等经济学家的看法，是一种“资产负债表式衰退”，表现在企业或者个人在泡沫经济后因资产大幅缩水导致债务大量增加，企业与个人最理性的做法是将收入修复资产负债表，而非进行再投资。因此，投资不足一直是困扰日本经济的痼疾。此时最理性的做法应该是引进外资，虽然日本制造业成本高，但有许多行业外资还是愿意进入的。但日本却对外资始终抱有敌意，对外资进入有许多明的暗的障碍。再比如日本劳动力老化、减少，按常理应该引进劳动力，但匪夷所思的是仅有的几个劳务引进的窗口比如菲律宾的护工行业，门槛之高令人咋舌，以至于没有几个人能够通过日本有关部门的考试得以进入日本就业。近几年，日本的首相屡屡说要实现“第三次开国”，意思是要实现更开放的日本，但时至今日，还是说得多，做得少。□(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