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再无“徐半尺”

　　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的辞世，标志着中国书画鉴定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孙行之

　　2月23日晨，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告别了他为之眷恋101年的文化土壤。今天上午10时，八宝山公墓白色蝴蝶兰簇拥的遗像前，聚集着赶来为徐邦达送行的人们。从此，世上再无“徐半尺”。

　　故宫博物院发出的讣告中，老人的名字前被加诸这样三个称号：著名书画鉴定大家、著名书画家、诗人。这或许恰好契合老人身前对“鉴定家”的期许：“文人士大夫式的人，要能写会画。”而在业界，徐邦达有一个更为传神的雅号——徐半尺。举重若轻，自非一日之功，经年积聚的艺术造诣和精神境界才是这“半尺”修为的内核。

　　至徐邦达溘然长逝，曾在新中国书画鉴定界开宗立派的三位大家：启功、谢稚柳、徐邦达，皆已作古。个体的悲欢冷暖向来不可孤立而视，老一辈鉴定家的生命岁月刻录了这个国家的沧桑巨变，他们的成就源于天赋与勤奋，亦是时势造就。无怪乎业内慨叹：书画鉴定的一个时代自此落幕。

　　“徐半尺”与“著录派”

　　出身于上海收藏世家的徐邦达自幼爱好书画。自18岁购入第一张画开始，80余年间为书画魂牵梦萦。解放后，徐邦达为国家文物机构拯救了一大批国宝级书画文物，其中包括：《巢石平远图》、《韩熙载夜宴图》、《五牛图》等。而藏于故宫的佳作《高呼与可》、《出师颂》也是因为徐邦达的慧眼，才从故纸堆中重见天日。

　　在徐邦达的鉴定故事中，流传最广的是为《富春山居图》翻案一事。《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名作，乾隆时期，被收藏进宫，乾隆帝对此画大加叹赏，谁料这幅画竟是伪作。后来真画进了宫，乾隆觉得颜面无光，便在真画上题字示伪，故意颠倒是非。20世纪30年代，徐邦达看到了这两幅《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推翻了定论，还历史以真面目。

　　鉴定的功夫常在轻松一瞥之外，蕴含的是艰苦卓绝的努力。“一望而知”是徐邦达的口头禅，而“徐半尺”则是业界赠予的雅号。然而，据老人身边的学生回忆，对于“徐半尺”的雅号，老人甚至有些不以为然，“画展半尺，即知真假”的潇洒之下是踏破铁鞋寻觅资料的艰辛。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振濂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与启功、谢稚柳相比，徐邦达属著录派”。

　　“徐老在故宫工作，他见到的实物比较多。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历代的文献著录非常熟悉，他不光从文史出发，更在意文物的传承和著录。”陈振濂这样解释“著录派”三字的由来。在陈振濂的研究中，兼具鉴定与国画造诣的谢稚柳被称为“艺术派”，而文史功底深厚的启功则是“文史学派”。“当然不是说徐老只是看著录，而不会看笔意。这样的归类只是为了对启功、谢稚柳与徐邦达各自不同的风格做一个归纳。”

　　上世纪80年代，作为西泠印社社员的徐邦达常到杭州参加印社雅集。由是，陈振濂与徐邦达有了较为频繁的接触，陈振濂还就这种划分方式向徐邦达当面请教。“我们在做这项研究之时，启老与谢老都已经辞世，未及请教。当时只有徐老还在世间。”徐邦达也曾经向陈振濂强调过自己对鉴定家的期许：“好的鉴定家一定是文人士大夫式的，要能写会画。艺术与文史造诣是书画鉴定的重要支撑。”

　　徐邦达的学生、助手尹光华对本报记者说：“徐老成为一个大鉴定家有多方面的原因，一为天赋。”现为嘉德拍卖行顾问的尹光华曾受徐邦达之托为其校订整理身前论述，并撰写《徐邦达年谱》。

　　对于老人超强的记忆力，他印象尤为深刻。“80年代，徐老带着我一起到无锡博物馆鉴定。工作人员拿出一个盒子，他当即指出，其中藏有董其昌《岩居图》和一幅书法作品。”尹光华回忆，在场的人都大为惊奇，徐老随后才将自己与盒子的渊源娓娓道来。原来，四十年前，徐邦达曾在上海一户人家中看到过这个盒子。“相隔40年，记忆能够如此清晰，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天赋。”

　　“他的经历无法复制”

　　与徐邦达同时代的这批鉴定家被陈振濂称为“转型期的鉴定家”。他们担当重任之时，正处国运转折，文博界与艺术界裹挟其间，同样经历数次巨变。

　　“徐老的成功也是时事造就。这种经历不可再现。”陈振濂与尹光华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匡时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亦对本报记者说：“成就徐老很重要的因素是他的人生阅历。当年，他的工作性质让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真迹。现在，没有人具备这样的条件了。”

　　民国时期，上海是中国艺术品收藏的重镇，也是文人艺术家汇聚的人才高地。出身名门的徐邦达与当时的名士硕儒交往密切。尤其是与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收藏家、书画名家吴湖帆的交往，让徐邦达如鱼得水，得以大量临摹吴湖帆收藏的古代名画。而书画家赵叔孺、鉴定家庞莱臣对他的成长亦有颇多帮助。据尹光华介绍，当年，著名画家唐云曾经这样评价赵叔孺和他的学生：“赵老有两个极为出色的学生，一为金石家陈巨来，另一个是鉴定家徐邦达。他们的成就都超越了老师。”

　　“可以说，青年时期的徐老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眼界和艺术手法都有了极大的开阔。”尹光华说，“除了民国时期在上海收藏圈中的交游，20世纪50年代之后，徐邦达被调入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工作的经历亦是带有决定性意义的。”

　　解放后，私人文物买卖一度被禁止，大量的文物被购入国家文物机构。文物的收购、整理与鉴定等于是重新打理了国家的文物家底。1950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从上海调了两个人进入当时的中央文物局，负责鉴定与收购，一位是张葱玉，一位就是徐邦达。

　　“徐老曾经向我回忆，刚去北京时，他与张老还没有房子。他们就住在了郑振铎家中。”尹光华说，“当时琉璃厂的私人店铺和荣宝斋的仓库中，文物从柜子上一直堆到楼顶。而将家中所藏文物送到文物处来鉴定并捐献的人更是络绎不绝。这又是一个博览文物的好机会。”

　　“当时，很多人都把所藏送到徐邦达那里鉴定，而他为了收集文物也到各个收藏家家中寻访。三年时间，徐邦达为文物局征到了3700件画作，之后这些画作悉数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成为故宫书画方面的基本藏品。”尹光华说，民国时期，上海明清时期的画作收藏丰厚，而北方则广有宋元时期的古画。解放后，徐邦达恰由上海调往北京，幸运地得以博览二者。1983年，国家文物局组织成立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徐邦达与启功、谢稚柳、刘九庵等人历时8年，行程数万里，鉴定8万余件中国古代书画，编著《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成为业界标准。

　　“这个鉴定小组到全国每个地方几乎都看遍了，各地博物院也敞开大门予以配合。在当时，那种讨论的氛围、学术上的繁盛很难再现。”可以说，徐邦达的人生足迹也是跟随着古画高地的辗转而延绵开来，尹光华慨叹，“这样的经历是时代造就。从前没有过，而以后也很难再有。

　　一方大幕徐徐落下

　　“徐邦达的离去标志了中国书画鉴定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陈振濂与尹光华共同的观点。

　　“老一辈收藏家生活的社会，文物是很少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在那种纯粹的环境中，鉴定就是一门书斋学问。而今天，鉴定家需要面对更多诱惑。当艺术品与经济利益挂钩，鉴定家说话难免有各种顾虑。”陈振濂向本报记者提及一件往事，让人看到，经济利益的渗透、现实的撕扯难免让鉴定者陷入彷徨，哪怕是学术泰斗。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位浙江企业家从拍卖行处以1700万元拍得一幅张大千三尺之画，在当时可谓天价。富商将画送到谢稚柳处寻求鉴定，谢稚柳认为真迹；当画被送到徐邦达处时，却被否定。鉴定结果相左，不仅将两位同与张大千有渊源的著名鉴定家陷入了舆论漩涡，也引发了买主与拍卖行的官司。最后法院裁定画作退还拍卖行，但徐邦达却一度为此心中不快。

　　“从前，这些老前辈是一个人在案头做学问，直抒己见，不理会争议的，哪里会想到卷入利益的漩涡呢？再加上现在高科技作伪，给鉴定带来更大的挑战。所以说，这一代收藏大家经历的是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跨越。”陈振濂说。

　　在艺术品形成市场之后，经济利益的左右常常会对鉴定行为构成影响。现实利益的撕扯会让一些习惯于清净书斋的文人一度陷入彷徨：从单纯做学问到陷入舆论漩涡；从直抒胸臆到需要权衡利弊，经济利益逐渐渗透于艺术品鉴定；高科技作伪手段愈加泛滥且高超。对于这些，文人式的老一辈的鉴定家都经历了，但或许未及适应，便已转身离去，留下的是心血与才情写就的图典与标准。当那个辉煌时代的鉴定大家渐次离别，标准已然确立，真假却依旧难辨。愈加纷乱的艺术品市场中，哪些人能够重领风骚，集合成一个可信而振聋发聩的声音？

　　 徐邦达，字孚尹，号李庵，又号心远生，晚号蠖叟，1911年7月7日生于上海市，祖籍浙江省海宁市。曾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杭州西泠印社顾问、九三学社社员，集鉴定家、收藏家、书法家、画家、诗人、词家于一身。数十年来，徐邦达为国家抢救、征集珍贵古书画数以万计，他将传统鉴定方法与现代考古学手段相结合，为书画鉴定建立了可传授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