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眼凤"上演战地传奇

　　

　　

　　2月24日，一位媒体同行手持科尔文(右)和同时遇难的法国摄影记者(左)的肖像，呼吁对新闻记者勿使用暴力。 法新社

　　熟悉科尔文的人说，她是一个热情奔放、坦率幽默的人，对很多事情怀有无穷的好奇心。而勇气、热情、执着之外，她还对被压迫者拥有强烈的同情心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宗亚发自北京 “几乎每座建筑都是弹痕累累，混凝土墙被坦克打穿，上面的楼层被火箭弹炸出大洞。我待的楼房最上层上星期三被火箭弹炸掉了。一些街道上，整幢整幢的楼房倒塌了——举目所见都是破烂不堪的衣物、破碎的坛坛罐罐和七零八落的家具。”

　　……

　　“挂在每个人口头的问题:‘世界为何抛弃了我们?’”

　　这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月19日发表的该报美籍记者玛丽·科尔文从叙利亚霍姆斯发来的战地报道。没人能想到，这篇文章竟会成为身经百战的科尔文的最后遗作。

　　 偷渡进入霍姆斯搭建报道据点

　　霍姆斯是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冲突最激烈的地方。2月初，56岁的科尔文飞抵贝鲁特，从那里偷渡过境，然后潜入霍姆斯，最后落脚在该市西部的巴卜阿姆鲁区，以此作为报道据点。

　　“我今天眼睁睁看着一个幼儿死去。可怕之极。”

　　“医生说‘我无能为力’。”

　　“他小小的肚子不断隆起，直到死亡。”

　　2月21日夜晚，科尔文在霍姆斯通过卫星电话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描述了一个两岁男孩左胸被弹片击中后不治而亡的惨状。

　　然而，几个小时后，科尔文竟也遭遇不幸。

　　或许因为卫星电话信号被叙利亚政府军发现，她和另外几位西方记者所在的作为临时新闻中心的一个建筑遭到火箭弹袭击。火箭弹先击中这座建筑的上层，她当时在底层，这时其他记者也无伤亡。鉴于该建筑已成为叙利亚政府军的打击目标，他们准备撤离，可首先要去穿鞋，因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进门时他们脱了鞋。

　　科尔文赶紧跑到大厅脱鞋的地方。就在这时，又一颗火箭弹落在该建筑物前面，距离她只有几米远。她和一名法国摄影记者当场被炸身亡。

　　2月19日的报道成了科尔文的绝笔。为了纪念她，《星期日泰晤士报》网站将这篇报道置于“收费墙”外，以便人人都能阅读。

　　闯“禁区”失去一只眼睛

　　西方有种说法:作为一名战地记者，要做到“进得去、搞得到、出得来”，也就是说能够想方设法深入前线，完成报道任务，然后安全返回。在为《星期日泰晤士报》效力的25年来，科尔文经历丰富。除了常驻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她还曾深入到车臣、科索沃、塞拉利昂、津巴布韦和东帝汶等战乱地区采访，虽然危险重重，历经磨难，但总算做到了全身而退。然而，在斯里兰卡，她失去了一只眼睛;最终在叙利亚，她失去了生命。

　　2001年4月4日，她在斯里兰卡采访当时的斯外长拉克什曼·卡迪尔加马尔，但同时她还试图获得斯官方允许、前往万尼采访泰米尔猛虎组织领导人。按照惯例，她未获得批准，因为猛虎组织控制的万尼对外国记者来说是“禁区”。不过，在猛虎组织向导的帮助下，她穿过瓦武尼亚北部热带密林，秘密进入了万尼。后来，她就向报社发回报道，其中包括对猛虎组织领导人的专访。这时，斯里兰卡政府才知道科尔文无视禁令，进入了禁区。

　　4月中旬，恰逢僧伽罗-泰米尔新年，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停火5天。科尔文利用停火期重返政府控制的地区。当她和一群人通过瓦武尼亚至马纳尔公路上的一个检查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发生了，她被枪榴弹炸伤。由于英国使馆出面，她被送进医院治疗。在病床上时，她还给伦敦的报社发回了一篇3000字的电讯。

　　这次受伤事故令科尔文失去了左眼，她从此就戴上了海盗式的黑眼罩，这也成为她的招牌形象。套用马龙·白兰度扮演的“独眼杰克”(独眼龙)的说法，朋友们戏称她为“独眼吉尔”(独眼凤)。

　　 难以过正常的家庭生活

　　科尔文1956年生于纽约长岛风景如画的牡蛎湾，父母均为教师，有两妹两弟。她在长岛海滨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上中学后，即显示了不凡的社会活动能力。她曾在牡蛎湾组织反越战游行，令保守的当地人大为不满。后来又将自家前院辟为环保回收区，一度搞得家人鸡犬不宁。

　　之后，她进入耶鲁大学，攻读美国文学，在校期间在校内一家报纸初试身手。毕业后，她曾供职纽约运输工会内部刊物。后来就职于国际合众社，在新泽西特伦顿分社工作。然而，她却渴望成为一名驻外记者。不久，她说服合众国际社，将其派到巴黎分社工作。在那里，她清新的形象和黑色卷发很快赢得了一大群爱慕者。

　　她一举成名是在1986年，恰巧三十而立。是年，美国空袭利比亚。在美国发动越战以来最大规模空袭时，她身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一边写稿，一边躲避爆炸。

　　在此期间，她得到了采访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机会，此后二十多年里，她多次见到卡扎菲。也许是她的个人魅力及其新闻才能吸引了后者，尽管她的文章有时充满了批评和负面报道，但卡扎菲还是愿意接受她的采访。

　　同样在1986年，她开始给《星期日泰晤士报》做自由撰稿人，不久成为该报正式驻中东记者。她的作为很快引起了同事们的注意和钦慕。

　　担任中东记者期间，科尔文与英国《每日电讯报》驻中东记者帕特里克·毕晓普邂逅并结婚。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们共同生活在耶路撒冷。但他们难得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常常一个可能在巴格达报道，另一个就奔赴巴尔干战场。也许是太热爱这份事业，科尔文宁可牺牲家庭。她经历了多次婚姻，没有生育。

　　 老板默多克给予她高度评价

　　同事们称科尔文“无畏的新闻记者中的无冕女王”。她的勇气和执着令人叹服。在她死后，她的母亲回忆道:“她对自己做的事情一向坚定不移，非常执着。”科尔文本应该在2月22日离开叙利亚，她的主编前一天跟她联系时就命令她离开，因为太危险了。可“她却要留下来。她还想再写一篇报道。”

　　支撑她无所畏惧的是见证历史和报道真相的使命感。她曾说:“我们的使命是不畏强权，报道真相。我们发回去的是历史初稿。”

　　这份坚持，没少让她遇险。1999年冬季，她正和车臣叛军在一起。当时，俄罗斯军队切断了所有的退路，科尔文发现，唯一逃命路线是翻越一个海拔3600米的山口，进入格鲁吉亚。在8天的艰苦跋涉中，她趟过齐腰深的雪，经受了高山病的折磨，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最后，她的丈夫毕晓普从巴黎飞到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与她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同事一道，从美国使馆争取到一架直升机，才将她从半山腰接了回来。

　　熟悉科尔文的人说，她是一个热情奔放、坦率幽默的人，对很多事情怀有无穷的好奇心。而勇气、热情、执着之外，她还对被压迫者拥有强烈的同情心。虽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她从不会面对残暴行径时无动于衷。

　　1999年，印尼军队包围了联合国在东帝汶港口城市帝力的驻地，有1500人避难，主要是妇女儿童。联合国人员准备撤出，而科尔文和另外两个女记者却执意留下陪着难民。最终，在记者们的坚持下，印尼军队允许难民离开。

　　难怪《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主编约翰·威瑟罗说，科尔文“远远不只是一个战地记者。”她的老板、世界媒体巨头默多克评价道，她是同辈人中最杰出的国际新闻记者之一。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责任编辑：刘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