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 “中长期科技专项规划应增大气专项”

　　王尔德

　　

　　专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 “中长期科技专项规划应增大气专项”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PM2.5成为一个重大事件，是因为它像三聚氰胺事件一样，已触及到公众的心理底线。”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对本报表示。

　　 在王玉庆看来，由PM2.5加速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其核心价值在于：提高了包括多种污染物在内的环境标准。这意味着很多原本达标的城市将不达标，但这也促使这些城市将环境放到一个更为优先的位置。

　　 “中国还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大气污染治理的形势和进程非常复杂。对此，公众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不能求之太急。”王玉庆表示。

　　 他建议，在重视PM2.5的同时，也应重视同样污染严重的PM10，国家应该在中长期科技规划中增设一项关于大气的专项。

　　 PM2.5事件触及公众底线

　　 《21世纪》：中国治理大气污染的时间已经有近四十年历史了，为什么突然之间PM2.5会这么热，反应这么强烈？

　　 王玉庆：通过去年11月以来大量的媒体宣传和科学的普及，很多人了解到，PM2.5这种污染物对健康的危害很大。水污染了，只要我还能喝到干净的水，那么很多城市的人对水污染的关注就不是很大，但空气不同，空气无特供，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抛开毒气泄露这种大气污染事件，在常规的大气污染物中，PM2.5对人体健康的损害是最大的。所以PM2.5的关注度，上上下下才会这么高，成为中国大气污染治理进程中一个标志性事件。

　　 《21世纪》：环保部现在已正式发布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您如何看待这次标准修订的意义？

　　 王玉庆：这次标准修订最引人注目之处，当然在于增设了PM2.5和臭氧8小时浓度限值监测指标。但我认为，其意义不仅限于此，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标准修订提高了环境空气质量的整体标准。

　　 如标准收紧了PM10、二氧化氮、铅和苯并［a］芘等污染物的浓度限值，其中PM10的年均浓度值由过去的100微克/立方米提高到70微克/立方米。表面看，只提高了30微克/立方米，貌似不大，但是这意味着很多原来空气达标的城市，可能无法达标了。

　　 像北京这种原来也不达标的城市，未来环境达标的压力就更大。在PM10之外，二氧化氮其年均浓度值由过去的80微克提高到40微克/立方米。因此，我认为，整体标准的提高，并和国际卫生组织推荐的发展中国家第一阶段值相接轨，是这次标准修订的核心价值。

　　 《21世纪》：监测只是涉及到公众对环境状况的知情权，而其如何治理才是关键。

　　 王玉庆：是这样的，对PM2.5监测并公布，让群众知情容易，但是治理达标很难。PM2.5和PM10等其他污染物，有一点不一样，PM10主要是一次污染物，即主要来自污染源的直接排放，但PM2.5则具有双重属性，其中大约一半是一次污染物，一半是二次污染物，即其他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和氨等在空气之中相遇之后发生化学作用形成的颗粒物。

　　 作为一次污染物的治理也很难，从其排放源来看，需要综合治理，涉及到减少燃煤、提高油品质量、淘汰黄标车、减少扬尘和绿化等多种措施。但是每一项措施，都不容易。

　　 作为二次污染物的治理更难，因为还涉及到其前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的治理。而这三种污染物的治理还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其中二氧化硫的治理已经有了阶段性成果，但排放量依然很大，氮氧化物的总量减排刚刚启动，挥发性有机物的治理在“十二五”才提上议事日程，这需要综合治理。

　　 协同治理需管理体制创新

　　 《21世纪》：2月2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对PM2.5加强协同防控。对此，您怎么理解？

　　 王玉庆：所谓协同防控，我认为有两层意思，一是，由于PM2.5的双重属性，其治理措施需要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和氨的治理进行协同，同样治理PM10和PM2.5也会降下来，通过治理措施的协同实现成本最小、减排效果最好的目标；二是，PM2.5为一种区域性污染物，在不同地区会随着风向进行传输，因此一个城市或者地区不能独善其身，而必须进行区域的联合防治。在空气污染严重地区，比如“三区九群”，显得尤为重要。这对我们现有的大气污染防控体系和环境管理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环保管理部门应该积极应对这些挑战。

　　 《21世纪》：目前，北京已经率先在全国提出了治理PM2.5的时间表，即在2010年基础上，到2015年浓度下降15%，2020年浓度下降30%，2030年空气质量达标。不少公众对此表示失望，觉得进程稍显缓慢。对此，您怎么评价？

　　 王玉庆：大气治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现在人们对大气环境有着很高的要求，但是我们必须科学地看待目前大气治理的形势和进程，前面已分析了PM2.5的治理难度。北京所面临的形势很复杂，气候干燥，人口已接近2000万，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500万辆，而且人口和机动车还在持续增长。这就意味着，北京的能源消费总量很大，机动车排放量很大，工业项目会继续增加，环境治理压力很大。

　　 PM2.5的浓度能否如期下降，充满着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人口和机动车能否控制住，总能耗能否控制住，烧煤能否减少甚至不烧，否则新增的污染物排放量会超过削减的污染物排放量，包括PM2.5在内的污染物排放还会持续增加。北京与周边的天津、河北、内蒙之间能否实现联防联控，进行协同防控？因此，我认为，如果2030年北京空气质量达标，就很不容易了。

　　 大气的研究有很多重大空白

　　 《21世纪》：在公众密集关注PM2.5的同时，很多专家指出，我们的PM10依然不达标。

　　 王玉庆：P2.5是包含在PM1O之内的，它们之间有一定比例关系PM10同样对人的健康有害。实际上，中国很多城市的PM10还未达标。

　　 统计显示，从2001年到2010年，全国重点城市PM10的年均浓度十年间下降了28.8%，治理难度很大。因此，我们也要重视PM10的治理。

　　 《21世纪》：在大气污染治理的国家战略上，您有哪些政策建议？

　　 王玉庆：首先，我认为，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应该把大气治理作为中长期的研究课题。在中央层面，在国家的100多项中长期科技专项规划中，环保类的只有一个水专项，我建议应该增加一个大气专项，这也是很多专家提出的建议。大气的研究也有很多重大空白。比如PM10与PM2.5关系、大气污染物与人体健康关系、PM2.5的来源和治理措施等都亟待研究。

　　 其次，国家应该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高排放、高能耗转变为低排放、低能耗。这就要求各地将环境放到一个更突出的位置上，否则环境质量难以改善。

　　 再者，在区域规划上，各地在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那么在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如何能够更好地将环保作为一个硬指标，有待进一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