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增长也要规划代价

　　长三角某县宣传部长告诉笔者，近年基层矛盾和群体性事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征地，二是工业化进程中，因工厂排污影响居民身体健康导致矛盾。解决后一矛盾更加棘手，因为一旦土壤和地下水变质，多年才能恢复。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部主任张惠远近日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我国约4万个乡镇、60多万个建制村中，绝大部分污染治理还处于空白。

　　随便到乡村转转，农药瓶、塑料袋漫山遍野，臭水沟、垃圾堆围村锁道，并不鲜见；因工厂排污导致的血铅超标、重金属污染、饮用水源破坏、乃至癌症多发等事件，也不少闻。清溪潺潺、鸟语花香，似成奢侈回忆。

　　从道理上，谁都知道，以破坏环境和居民身心健康为代价的增长，并不持久。但现实中，尤其在工业化、城镇化扩张期还未结束时，“环保原教旨主义”事实上也行不通。怎么办？笔者认为，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对增长的代价进行客观估量，并提前规划：把“代价”放在哪里？如何让“代价”减量化？有无可能利用“代价”、变为价值？

　　对“代价”的规划，其实也是对传统增长模式的约束。知其害，虽无法完全除害，但至少能“取其轻”，而且不会出现“有垃圾没有垃圾场，把遍地都变成垃圾场”的窘境。

　　日本在回顾工业化历程时，认为“先污染后治理”所付出的代价比事前防治污染的投资高10倍以上。中国人口更多，环境更脆弱，不预不立，付出的代价将更惨痛。

　　两会上，总理说：“我们要用行动昭告世界，中国绝不靠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来换取经济增长，我们一定能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真正改变大地的命运，行胜于言千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