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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破的窗户与人性善恶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3-08 01:10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被《纽约时报》誉为美国最明智的社会学家的詹姆斯·威尔逊日前去世,笃信人性向善的他,是“破窗理论”的主要提出者之一

  孙行之

  “一扇窗户被打破,如果没有修复,将会导致更多的窗户被打破,甚至整栋楼被拆毁。环境可以对一个人产生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这就是著名的“破窗理论”。上世纪80年代,该理论一经提出即给当时的纽约警察局以很大启示,大大降低了纽约和其他城市的犯罪率。之后,这一理论被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企业制度化建设方面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破窗效应”的提出者之一是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上周五,这位被《纽约时报》誉为美国最明智的社会学家于波士顿去世,享年80岁。

  最初,“破窗效应”是作为一个降低犯罪率的理论被提出的。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个理论的提出以及由此而生发的一系列战略性政策确乎大大降低了社会冲突和犯罪发生的概率。也正由于此,威尔逊最初被认为是一位城市社会学家以及犯罪研究专家。

  然而,实际上,威尔逊一生的研究成果远不局限于社会学领域。也许,称其为“政治科学家”更恰如其分。在学术上,他素以严谨、老派的风格著称:他只将推断建立在可信且充分的实证经验资料上。正由于此,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位学者提出的论断一向带有很高的权威性。曾经有学者这样评论威尔逊:“他总是竭尽全力用理论描摹现实,事实上,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的论断几乎总令人心服口服。”

  以“经验事实”分析社会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威尔逊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拥趸,对于单纯的“抽象思辨”向来秉持反对态度。在“人性善恶”的问题上,一如他在“破窗理论”中所隐藏的看法:个人行为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因而,人的行为和内在动机可以通过理性规劝和教化来引入正轨。

  1998年,威尔逊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这样说道:“对于我所写的每一个政治学观点,我都必须预估到其带来的后果。但是,我必须努力地追踪这些后果,无论它们发生在何时何地。”多年来,威尔逊研究所涉及的每一个话题都从一个社会问题引发。比如:政治部门是如何行动的?官僚组织是如何做出决策的?影响法院作出裁决的究竟有哪些因素?“我可以非常诚实地告诉大家,在我最初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对他们全部一无所知。”威尔逊曾经这样说。

  上个世纪,当威尔逊还是哈佛大学一位年轻教授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学界小有名气。那个时期,美国人还普遍相信政府能够为他们创造一个“伟大的社会”,并满怀憧憬地齐刷刷向前行进。而那时的威尔逊也还是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班费尔德、欧文·克里斯托尔和帕特·莫伊尼汉的坚定支持者。这批学者一起反对抽象的理论思辨,一位法国哲学家的玩笑或许可以道出他们对于抽象理论的不屑态度:“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实际上有效,但是在理论上又如何证明呢?”显然,如果技术官僚们对理论的狂热关注掩盖了对实证资料的注意,那么后果将无比糟糕。

  威尔逊在学界的威望之所以被普遍认同,原因之一是他对福利改革的研究以及对其他政治学领域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数据、充分可信的事实以及经验证据上。与以往社会科学界着重于理论思辨不同,威尔逊在学理研究上给予经验事实以充足的关注。

  不过,脱离理论和价值观的社会科学研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对现实世界复杂性和普遍性的尊重,也会为他的研究带来局限。在经验资料分析和理论思辨阐发的结合上,威尔逊的路途一直坎坷。

  笃信人性向善

  1931年5月27日,威尔逊出生于美国丹佛,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他的父亲是一个销售员,母亲则是一个家庭妇女。

  自雷德兰兹大学毕业之后,30岁的威尔逊来到了哈佛大学,之后又在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任教。在此之前,尚在读高中的他便遇见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丽贝卡·伊维斯,并于1952年步入婚姻殿堂。

  威尔逊的家庭成员中除了爱妻之外还有儿子马斯洛、女儿安妮和姐姐戴安娜以及5个活蹦乱跳的孙子、孙女。

  1960年出版的《黑人政治》是威尔逊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同时也被认为是对黑人在城市政治中所扮演角色进行系统研究的严肃社会学分析。在此之后,他又先后在多本书籍以及报刊上发表论文,主要研究都围绕着个人行为与其所处社群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

  在他1989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官僚阶层:政府在做什么?又为什么?》中,他研究了联邦调查局以及学校等机构,并指出了处于科层制顶端的决策层与处于底部的执行层的行动过程及逻辑。并发现,在这两个层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

  当然,作为一位因在犯罪学领域上的建树而名满天下的学者,他也在该领域花费了诸多心力。威尔逊的著作《政治行为的多样性》就曾引起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以及司法机构的注意。威尔逊是一个十足的保守派,在他看来,政府改革和重组自身存在着极高的风险性,同时,其有效性也应该被充分地评估。在威尔逊的晚年,他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对人性和道德准则的研究,并出版了一本名为《道德感》的书籍。威尔逊认为,尽管有着复杂的社会制度约束,但人性仍不失为行为的内驱力。

  对于“人性向善”,威尔逊素来保有信心。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是:在政治政策缺位时,通过理性的规劝和教化,人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行为都能够得到很大改善。这样的观点是威尔逊奉献给社会和学界的礼物,同时也是他具有如此影响力的原因。面对存在于当下的政治和社会弊病,如果缺少他的智慧和严谨,恐怕无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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