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丁：音乐始终跟随时代而变化

　　指挥家丹尼尔·哈丁已是第三次来中国，3月8日、9日登台京沪，如果说五年前的哈丁还只是新面孔，现在他已是欧洲乐坛的风云人物

　　吴丹 钱梦妮

　　[ 我并不认为人们去听音乐会是为了“寻求片刻清静与安宁”，音乐归根到底还是应当带给人们激励与共鸣 ]

　　2007年，指挥家丹尼尔·哈丁（Daniel Harding）第一次随伦敦交响乐团到访中国。意大利歌剧网站将他的头像制作到一张红色海报中，背后是光芒万丈的红太阳，预示着这位欧洲指挥新秀开启亚洲新征途。那年，77岁的指挥家科林·戴维斯因病无法演出，哈丁临场接替，接连上演了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和马勒的《第五交响曲》两部大作，以气定神闲之势力压全场，让中国人记住了这个稚气尚存的年轻指挥。

　　如今，哈丁已是第三次来中国。3月8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在他的带领下登台东方艺术中心，献演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和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显示这支德奥乐团的精准利落风范。3月9日，该团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献上以宏大艰深著称的布鲁克纳《第五交响曲》。

　　如果说五年前的哈丁还只是新面孔，现在的他已是欧洲乐坛的风云人物，同时担任伦敦交响乐团首席指挥、瑞典广播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和马勒室内交响乐团首席指挥之职。

　　古典音乐史上，总是每隔50年就迎来一次变革和浪潮，迈入21世纪时，人们就拭目以待新浪潮的涌现。2008年，英国《观察家》报以“百岁三人”为题，预测哈丁和雅尼克、杜达梅尔三人将成为“21世纪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指挥家”，以此宣告指挥界的血脉已经更替。

　　从小就被视为天才的哈丁，或许早就听惯了各种赞誉。他21岁指挥柏林爱乐，成为该团历史上最年轻的执棒者。不到25岁就指挥了马勒《第九交响曲》（阿巴多直到54岁才指挥这部作品），并灌录马勒《第十交响曲》的唱片。31岁之前，他已经指挥过全球78个乐团。

　　哈丁身上有太多明星光芒。英俊，少年得志，才华与野心一样的惹人瞩目。2009年，《BBC音乐杂志》的封面上，哈丁的巨幅照片旁是一行质疑的标题《丹尼尔·哈丁，红得太早？》。而英国乐评人也刻薄地批评他太过年轻，根本不懂领导乐团，所谓的成功不过是巨头中介铺垫的商业成果。

　　赞美或是质疑，似乎都只是证明，哈丁处于古典乐坛的风口浪尖。这个看上去文弱腼腆的男人，是这个时代最受瞩目的明星指挥，也是热爱披头士和曼联球队、追看BBC《福尔摩斯》的典型“70后”。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他自嘲，“当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出现在人们眼前时，通常都显得很孩子气。生活懒散、害怕麻烦，喜欢开玩笑。”

　　时隔多年，哈丁仍记得2005年12月在斯卡拉歌剧院度过的那个夜晚。当晚，29岁的他一次次谢幕，接受了长达15分钟的掌声。第二天报纸上《米兰的奇迹》的醒目标题，直接将前夜的音乐会推举为斯卡拉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哈丁以一场成功的音乐会证明，能够顶着里卡多·穆蒂被斯卡拉歌剧院辞退的巨大风波，化解压力，镇定地站上指挥台并发挥出色者，注定会在这个时代留下鲜明印记。

　　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在不久的将来，指挥家西蒙·拉特尔、里卡多·夏伊、瓦列里·杰吉耶夫都将迈过60岁门槛，许多欧洲主流剧院和乐团的艺术总监位置上都会发生一些变动，你有没有特别希望接手的乐团？你会试图延续乐团原有的传统还是带去自己新的音乐计划？

　　哈丁：现在各大乐团的中坚力量确实都是60岁以上的指挥家，但同时也有许许多多在二十多岁到四十出头这样年纪的新兴力量。当老一代指挥家逐渐退休，乐团跟整个古典音乐界都必须面对更新换代的问题。而面对年轻的指挥家，老一代指挥家也担负着引导、培养的责任。音乐始终是跟随时代而变化的，我想我会努力在延续老传统的基础上去做出自己的改进。

　　我今年37岁，有20多年的指挥经验，但对一个指挥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因素：听众和乐团。我有幸同许多著名交响乐团合作过，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合作，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目前我还没有考虑太多未来职业规划的事情，想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日报：你和雅尼克、杜达梅尔被视为“21世纪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指挥家”，但同时也面临着古典音乐市场最严重的危机时刻。身在这个数字音乐主导的时代，你们面临的优势与劣势在哪儿？

　　哈丁：音乐数字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我们不用再去收集唱片，也不用为了买一张唱片而等上好几个星期，一切都可以从网上方便地获得。事实上，这对于传统音乐产业来说是个坏消息，唱片公司会减少很多获取利润的渠道，但对音乐本身而言却是好事情。音乐不再是稀缺品，尤其是古典音乐，不再高高在上——于是人们欣赏的范围变广了，品味与热情也会得到提升。我很享受在中国的演出旅程，这里的观众有超乎想象的热情，人们都对古典音乐有强烈的好奇心，而且对各种不同的作曲家与流派也有强大的接受能力。

　　日报：一些经典作品已被无数伟大的指挥家和乐团演绎过，比如今天我们走进一家唱片店，会发现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版本有近百个。你如何在那些伟大录音的基础上实现音乐理想？

　　哈丁：如果我20年里指挥的莫扎特都是一个样子，那也许当中只有某一两场会是真正精彩的。音乐演绎不应该有局限，我们必须跳出过去的框架，不断尝试用新的角度来演绎。

　　我接触过几位世界级的指挥大师，发现他们每个人的成功都各不相同。他们会以不同的路径去获得不同的成功，这正是音乐家这个职业最有趣的一点——在那些固定的曲目中，你总有新的东西可以学习和尝试。

　　日报：媒体说到你，总是冠以“偶像派明星指挥”的称呼。唱片公司在推出新秀时，也很注重音乐家的外形，以偶像的方式去包装，你怎么看？

　　哈丁：我当然愿意被媒体称为“帅哥”而不是“丑男”了，但不管如何，我不是很在乎这方面的评价。现在唱片公司的包装手段绝对是个错误。音乐偶像有其存在的意义，但这并不应当成为主流的卖点，人们将更多的关注放在了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唱片公司应对数字化音乐时代变迁的一种手段，他们需要挣扎着寻求生存出路，所以走上博眼球的路线也不足为怪。

　　日报：这次中国行，你会在苏州、北京带来布鲁克纳《第五交响曲》，这部作品是作曲家在病痛中完成的，但里面却没有任何苦痛，相反是宏大而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你如何理解这部充满睿智的作品？

　　哈丁：我指挥布鲁克纳的作品不代表我必须成为他，我只要去听、去理解，然后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当然，20年前的我指挥布鲁克纳与现在相比，理解的程度肯定大不相同，而且我必须承认，可能现在我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刻。

　　布鲁克纳《第五交响曲》的确非常宏大、非常强烈，我们在苏州演出的时候，我还在担心观众能否接受这样的风格，因为我注意到现场有很多小朋友和年轻人。但情况却出乎意料，他们的反响非常好。其实我在指挥这首作品时，更想要“清晰地”展现出作品，而不是刻意“强烈地”去表现。布鲁克纳被贴上“宗教音乐”这样严肃的标签，但其实人们都忽略了，他的出生地有一些很不错的民间小调、民间舞蹈。所以我们应当更多地去了解他，享受他的音乐带给我们的共鸣与喜悦。

　　而且，我并不认为人们去听音乐会是为了“寻求片刻清静与安宁”，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干脆去做个按摩呢？音乐归根到底还是应当带给人们激励与共鸣，这才是音乐真正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