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亡党亡国反思:"公开性"与指导思想"多元化"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3-11 07:10 来源: 中国经济网
在莫斯科市中心一个文化公园的偏僻一角，堆放着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领导人的塑像。这些塑像不仅残破不全、伤痕累累，有的甚至被油漆涂抹得面目全非。上了年纪的莫斯科人都知道，这些雕塑曾伫立在莫斯科各个环境优美、行人如织的地方。它们曾是众人景仰的历史丰碑，曾是苏联共产党的无比骄傲。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苏联全国上下刮起的那股否定苏联历史的狂潮中，这些塑像连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功绩与人格，遭到疯狂的攻击和嘲弄。
这是戈尔巴乔夫倡导所谓“公开性”和指导思想“多元化”引发的一个严重恶果。
所谓“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确立并推动的一项重要改革方针。1986年2月，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积极谋划下，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所谓“公开性”的问题。列宁当年使用过“公开性”一词，其原意是把党和政府的工作对人民群众公开，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党和政府工作，以便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列宁同时强调“公开性”不是无限的、无原则的。
而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公开性”在“让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等口号掩护下，变成专门揭露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所谓“阴暗面”和“消极现象”甚至是歪曲与伪造历史的工具，变成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突破口。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说：“‘公开性’在党内是件很震撼的事情。本来‘公开性’是为了让人民获得更多的信息，然而在大众传媒完全放开以后，所有的报道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公开性’使大众媒体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它所造成的影响自苏联解体后一直持续至今。”
为加强对所谓“公开性”工作的组织领导，戈尔巴乔夫专门选调雅科夫列夫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又先后擢升他为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工作。雅科夫列夫随即对苏联主要报刊和新闻媒体的领导班子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排斥坚持原则、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共产党人，并把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亲信安排在各个重要领导岗位上，从而牢牢控制了思想舆论界的领导权。首当其冲的是苏共中央最重要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主编马克思主义者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取代他的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他夫人赖莎的好友、带有自由化倾向的弗罗洛夫。1986年6月，《星火》杂志主编由雅科夫列夫挑选的政治上的两面派——科罗季奇接任。此后，该刊物就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锋。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组织执行主席弗·伊·古谢夫说：“科罗季奇是一位思想很偏激的人。他接任《星火》画报主编后，发表了很多阴阳怪气的政论文章。后来，大凡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都认为，《星火》画报是完全为西方资产阶级服务的一本杂志。”在雅科夫列夫的干预和影响下，《真理报》、《莫斯科新闻》、《消息报》、《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等中央报刊主编遭撤换，10种主要大型文学杂志中有7种杂志的主编被更换。一大批主张西化的编辑记者被起用。这些报刊很快成为自由派的宣传工具，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一批过去被禁止的反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纷纷被解除了封印。1986年底，专门用歪曲手法描写斯大林时期所谓“阴暗面”的小说《新任命》解禁出版。1987年，歪曲斯大林时期的党内斗争，暗示基洛夫遇刺是斯大林一手策划的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公开面世。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市组织理事会主席、欧亚作家协会主席弗·格·博亚里诺夫说：“雷巴科夫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推行‘公开性’后，他捕捉到时代已开始发生了变化，即决定自己也要跟着变化一下。于是，他就把斯大林搬上解剖台。在那个时期只要能写几笔的人都在抹黑斯大林。雷巴科夫就推出了《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作品引起了轰动，内容既有纪实材料，更有艺术虚构，还引进了爱情故事，但本质上是给斯大林脸上抹黑。在那个时候，谁先冲上去，谁首先反对斯大林，谁就是英雄。”1986年12月，格鲁吉亚影片《忏悔》公开放映。这部片子是在时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的支持下拍摄的。影片以寓言的方式攻击斯大林时期所谓的“独裁制度”。雅科夫列夫说，《忏悔》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市组织理事会主席、欧亚作家协会主席弗·格·博亚里诺夫说：“‘公开性’使很多人头脑发热，那些持不同政见者都跳了出来。他们利用这个时机，接二连三地出版了很多作品。这些作品对苏联亡党亡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这些作品的公开出版或放映是经他本人点头的。他还充满感慨地说：“真可惜，在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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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文学作品的解禁在当时被称为继赫鲁晓夫的“解冻”以后的“第二次解冻”。电视的宣传威力更为巨大。苏联国家电视台开设的一些政论性专栏，不仅言辞激烈，思想偏激，甚至煽风点火，造谣惑众。一些自由派人士走上电视屏幕，揭露苏联历史的所谓“空白点”，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大造舆论。
为进一步推动指导思想“多元化”，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以总统名义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所谓的“新闻自由”。7月15日，他又发布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规定国家电视和广播事业“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政党进行垄断。这是戈尔巴乔夫“坚决舍弃苏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而迈出的关键一步。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说：“《新闻出版法》这个法律不是关于出版的法律，而是为出版者制定的一套法律。法律只考虑出版界的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在此之前，国家对出版物都是有约束的，比如发表文章或播放节目都有专门的机构如党的委员会审查。而现在这些都被取消了，对新闻媒体没有任何的约束，只要有了钱，想出版什么都可以。”
1990年上半年，苏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新闻出版法》颁布后，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论据与事实》、《莫斯科新闻》等官方报刊也纷纷宣布“自主办报”，完全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到苏联解体前，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1.5%。
私人办报合法化和官办媒体私营化以后，苏联主要媒体很快被苏境内外私有资本和权贵势力掌控。国内外资本竭力丑化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宣扬美化资本主义的永恒统治。这就是他们鼓吹的“新闻自由”的本质。解禁文学作品和实行“新闻自由”只是“公开性”的开始。随着“公开无限制”方针的推行，一股气势汹汹的否定苏共和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迅速蔓延至史学界、理论界、思想界。到1987年形成一场反思历史、重评历史的运动。1988年以后不断升级，一浪高过一浪。形形色色的境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追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论调，从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入手，进而攻击、诽谤列宁和十月革命，再进而否定整个苏联和苏联共产党。
2010年4月，我们在俄罗斯采访，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多次表示：“苏联的解体也与某些知识分子脱离群众，以一己私利代替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分不开。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广大知识分子能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人民群众利益根本一致。斯大林去世后，自由化现象加剧，部分知识分子的权力逐渐扩张。但当时苏联的国内环境仍在压缩着知识分子自由化的空间，于是企图谋取自己特殊利益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便把目光瞄向国外，通过内外勾结推动苏联解体，进而攫取俄罗斯更多的资源，从而成为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颠覆社会主义苏联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阶层。”
为了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戈尔巴乔夫还打起“多元化”的幌子。他无视全体苏联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以社会存在不同利益群体为由，伙同思想、理论、舆论、文艺等意识形态“精英”，竭力提倡“意见多元论”、“言论多样化”，宣扬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并以让各种思想“自由竞赛”为借口，提出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进而攻击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是“精神垄断”，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确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鸣锣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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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科夫列夫公然宣扬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污蔑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魔鬼之歌的序曲”。他还重拾起早就被粉碎的谣言，攻击十月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一项秘密计划的实现，列宁是接受德皇资助从内部瓦解沙皇统治的德国秘密代理人。“民主联盟”主要成员尤·阿法纳西耶夫宣称：整个苏联的历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转引自马岩：《意识形态与苏联解体》，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页)1987年7月，《消息报》载文谴责苏联过去的中小学历史教材，认为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中“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谎言”。1988年6月，苏联教育主管部门作出决定，取消当年中小学历史课的考试，要求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1989年12月，苏联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颁布命令，全面取消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的马列主义课程。
攻击领袖、否定历史的手法多种多样。被30年代“大清洗”迫害致死的人数，成几何级数地翻番。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说：“在斯大林统治的时候，有过大规模的镇压，这是事实。被镇压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整个苏联时期共87万多人。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后来有很多人说‘大清洗’差不多杀了1000万或者1500万，这是严重失实的。”在后来的交谈中，茹科夫还告诉我们：“至于有人蓄意攻击肃反杀了2000万到3000万人则更是别有用心。肃反中确有扩大化甚至严重扩大化的现象，但是其中对‘第五纵队’的无情打击，则对于确保卫国战争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茹科夫又说：“对肃反扩大化问题，斯大林当然应该负有责任，但是赫鲁晓夫同样责任难逃。当时在他负责的地区，就杀了6万多人，有不少就是枉杀。在他就任总书记后，又利用职权，把相关档案全部销毁。”原《真理报》主编、前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说：“那段时间，把一切都忘记了，都失去了理智。共产党所做的事情都被忘记了，对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在二战时期建立的功勋、取得的伟大胜利也都被忘记了，共产党在二战之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成就也被忘记了。后来在90年代最惨的就是那些老战士。当着他们的面侮辱历史、侮辱过去。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遭到了嘲弄。”
1988年6月，对莫斯科人的一次调查表明，只有不到8%的人正面评价斯大林的历史作用。(参见［苏联］《莫斯科晚报》，1988年8月17日)俄罗斯著名作家《明天》报副主编弗·格·邦达连科说：“我也知道，斯大林是一个严酷的人，但实际上他采取的各种措施和决定，是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是当时不得不采取的。在结束新经济政策以后，斯大林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苏联的领导层里面，在中层领导干部里面，实际上已经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如果斯大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腐败现象就可能蔓延到全国，苏联在20年代就有解体的危险。”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说：“戈尔巴乔夫无数次攻击斯大林搞迫害。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有原则。这一原则是由列宁确定的。从这一原则出发，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认为斯大林时期是迫害时期，他们没有把斯大林与当时苏联取得的成就联系在一起。”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说：“不同的史学家对斯大林、对我们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我们对有些史学家所作出的结论是决不能同意的，因为这与斯大林个人做出的伟大成就是完全不相符的。我们绝不能忘记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遭受严重破坏、处于战争废墟的国家。而到50年代初，苏联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发达国家，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所谓“公开性”、舆论“多元化”，不仅把苏共和苏联的光辉历史给颠覆了，把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给美化了，而且只允许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观点、思想公开发表，而决不许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进行反驳。安德烈耶娃事件就是对所谓“公开性”、舆论“多元化”的一个绝妙的注解与讽刺。
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批评苏联大地掀起否定斯大林和苏联历史的逆流。此信很快被各共和国、地区、城市和行业报纸转载937次。安德烈耶娃本人所在的工学院也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个阶层人士成千上万的信件，其中超过80%的来信充分肯定作者的看法。然而，安德烈耶娃的信在党内高层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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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说：“为了这件事，政治局连续召开了两天的会议，由戈尔巴乔夫主持。他们要找出谁是此事的主谋。大家都在质问我，只是没有说出我的名字而已。我总体上正面评价这篇文章。你看多有意思：一封信，一封捍卫苏联、捍卫苏联人民的信，在政治局讨论了两天；而成千上万的反苏联反人民的信，政治局一次也没有讨论过。两周后，戈尔巴乔夫对我说：‘我们搞清楚了，背后不是你，但你支持她的观点。’在清查此事的过程中，雅科夫列夫等人更是卖劲。但也有不少人赞同安德烈耶娃的观点。”会后，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组织文章公开批判安德烈耶娃的来信，认为这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接着，苏联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并对来信大加讨伐。对一名普通党员反映问题的来信，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如此兴师动众、批判问责，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借题发挥，打压马克思主义派，为即将召开的彻底转向资本主义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做思想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
“公开性”和指导思想“多元化”，本质上就是取消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党失去正确而统一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从而使苏共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使资产阶级思想成为其指导思想的一元。“公开性”和指导思想“多元化”还带来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反共分子公开焚烧列宁像，要求将列宁的遗体从红场迁出。列宁、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塑像严重被毁。党在不明真相的群众中的地位急速滑落。广大党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对党的前途失去信心。大批党员退党，苏共由1900万党员骤减为1500万，退回到1973年的人数。
不仅如此，反共反苏势力还发动报刊把批判矛头指向苏共领导的军队。他们污蔑卫国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大法西斯打败了小法西斯”，而经济衰退则是军队这只怪兽吸干了国家血汗的结果。曾被视作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卫士被丑化成极权制度的帮凶。诋毁军人及其家属、否定军队曾经有过的革命历史成为时髦。1989年第比利斯四月事件后，本来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军队成了出师无名的不义之师，而煽动民族分裂的暴乱分子反而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反苏反共势力的无端攻击、歪曲和诋毁使苏军广大官兵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思潮泛滥。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官兵关系紧张。军队构成也日益复杂，党在军队中的影响日趋下降。1988年入伍新兵中自称是“非正式组织”成员的占到13%。1988年军人入党人数下降21%，一年后则达到23.3%。退党和交党证现象屡见不鲜。逃兵事件时有发生，仅1990年就有3万余人。随着苏共丧失领导军队的地位和权力，这支由列宁亲手缔造的历经无数战火考验的强大武装，已由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坚强后盾，变成摇摇欲坠的“泥足巨人”。而主张西化的“民主派”与民族分裂势力正是利用苏共自我丑化、自我否定、主动让权和解除武装之机，夺取了苏共的政权，解体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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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过去了。当今俄罗斯人反思那段令人心悸的岁月，仍痛惜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
俄罗斯社会大学鲁扎分校校长拉丽莎·科托娃说：“我们所有人包括老战士，当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那个困难阶段。可我们都挺了过来。后来，这段光荣历史遭到否定，我们感到十分难过。现在，这些历史在慢慢恢复，我们才感到有一些安慰。”
鲁扎某学校历史课教师马林娜·科夫希科娃说：“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历史的记忆，那这个民族注定是不幸的。在年轻人里，培养这种记忆历史的情感，是我们面临的一项任务。”
二战老兵、鲁扎区老战士委员会书记鲍里斯·科多夫说：“我认为苏联值得怀念，因为苏联战胜了德国法西斯，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还战胜了日本法西斯。苏联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品德，我们要把它们一代代地传下去。”
在以“母亲”命名的卫国战争纪念广场，我们意外地遇上一对年轻人在举行婚礼。新郎表示：“在这喜庆的日子，我们来到祖国母亲纪念碑身边，为她献上一束花，为那些在1941年到1945年卫国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们献上一束花。”为祖国母亲献花，为那些为保卫祖国母亲而牺牲的英雄们献花，是这座城市每一对年轻人举行婚礼最庄严、最神圣的仪式。
俄罗斯著名作家《明天》报副主编弗·格·邦达连科说：“现在差不多有70%的俄罗斯老百姓很尊敬斯大林。无论是年迈的老人，还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都很尊敬他。”
2010年7月，俄罗斯开播了一个名为“时代法庭”的电视辩论节目，其主题主要涉及苏联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当辩论“布尔什维克是挽救了俄国还是葬送了俄国”这一问题时，72%的电视观众和88%的互联网网民认为是布尔什维克挽救了俄国。当辩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场灾难还是走出绝境的出路”时，93%的电视观众和86%的互联网网民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场灾难。因上述两个结论完全出乎被资本操纵的主办方的预料，这场辩论在中途便被操纵者强行终止。
斯大林曾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说过：“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向我的坟墓抛垃圾的。但历史之风会残酷无情地将它吹掉！”(转引自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页)事实正是这样。今天的俄罗斯，历史的记忆被重新唤起。那些曾被推倒的伟人和英雄的塑像，近些年来逐渐被人们重新竖立起来。许多曾被颠倒的东西，也在人民的心目中重新矗立起来。
(注：此文为《居安思危之三：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电视片解说词，发表时有删改。此电视片顾问：陈奎元、李力安、张全景、滕文生、王伟光、郑科扬、姜成康、［俄］根·瓦·奥希波夫、［俄］米·列·季塔连科、［俄］瓦·伊·茹科夫、［俄］弗·伊·多博林科夫；总撰稿：李慎明；撰稿：陈之骅、吴恩远、刘树人、张树华、汪亭友、刘淑春；出品人：肖建国；总策划：潘家华；总监制：王立强、曹轩宁、刘容宾；总编导：刘树人；总制片人：刘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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