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坐视既得利益的“制度化”

　　香港1995年底之前，银行公会有所谓“利率协议”，规定在港银行必须跟随公会所订定的各种存款利率。因为银行公会是一个有垄断力量的卡特尔，各会员一致行动，所以尽管利率低下，损害存款者利益，他们却无能为力。

　　存款者人数广大，银行公会会员数目有限。但越是广大的人群，由于高度分散，其实越难达成一致，而少数利益团体成员很容易步调一致，“在社会总的利益格局中，为本集团获取更多更大利益份额而采取集体行动”（奥尔森）。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主任雷鼎鸣称“利率协议”是“制度化了的官商勾结”，它赖“殖民地政府的支持”才能强制执行。经济学家奥尔森的看法是，这些特殊利益组织或联盟（分利集团、分利联盟）的存在，减缓了为回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而对资源的再分配，他们大都不是为了社会创造更多的总收入，而是重新分配和占有国民收入，因此必将降低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和总产出，并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他断言，如果“政府总是代表特殊利益干预经济生活，那么就不存在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

　　奥尔森的研究指出，德国和日本战后能迅速崛起，一个原因就是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在战争中奄奄一息，没有阻力国家反而增速惊人。反观英国，长期相对稳定的社会中有大量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集团，“二战”也触及有限，所以战后经济乏善可陈，直到撒切尔改革。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电影界，工会力量庞大，在片场搬一张凳子也要工会专人光临才行，效率低下可见一斑。

　　中国“文革”后百废待兴，但也能一往无前。三十多年后，但凡要改变既得利益的建议，都会迅速被“反弹回去”，恰恰说明，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危险正在加大，到了不能再坐视不顾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