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民生，少收就是多给

　　对老百姓来说，少收就是多给!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钱都到政府手里过一道。

　　在2月21日安邦报告《战略观察：2012年中国“两会”前瞻》中，我们曾判断，今年“两会”上中央与地方的分歧将会加剧，民间融资及金融市场开放将成为焦点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预判得到了印证。

　　围绕中央部委是否放权、土地财政危机与调控、分税制等问题，地方政府在今年“两会”上发出了比过去更急迫的呼声。3月8日下午，全国人大广东团分组讨论，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地税局局长王南健发言直指当前的税制问题。他表示“税制必须要进行改革。”、“要给地方更大的财权”。目前增值税的税率是17%，按照目前的财政状况，这笔税收完全可以降低，“增值税是间接税，目前占了税收的大头，必须要减少，而应该转化为直接税”。

　　王南健还认为，中央拿得多，但实际上用得不好，而地方拿得少，实际上承担的财政支出却非常高，“上头点菜，地方埋单，地方政府苦不堪言”。“结果就是‘逼良为娼’”，为了完成不停加码的任务和指标，地方政府只能搞土地财政，甚至是增加收费项目，甚至是下达一些不切实际的财税增幅指标，“这是逼着地方干坏事”。

　　中央与地方围绕分税制的争议不是现在才有。中国1993年以前实行财政大包干体制，结果使中央财政异常困难，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不到30%，一方面造成中央财政背负了巨大的赤字，另一方面无法发挥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无法进行财政再分配而调剂全国贫富差距，同时，一些全国性重大项目因中央财力太弱而无法实现。

　　1996年，安邦高级研究员贺军曾在人民大会堂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做报告，讲设立分税制的艰难，1993年他带着几十位部级官员南下广东，与财力雄厚的广东做工作，谈建立分税制;后来，他又在北京与各省各部的官员一个个谈，累得坐在沙发里站不起来。建立分税制之后，“强干弱枝”理论得以兑现，中央财政力量得到显著加强。

　　2011年5月清华百年校庆时，朱镕基专门为分税制辩护：“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他以2010年财政收入举例：“全国财政收入83000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000亿，两者相加是73000亿，占了大部分啊。”朱镕基还说：“还有一种谬论，说这个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这个分税制搞坏了，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地价抬得那么高，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

　　对老百姓来说，少收就是多给!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钱都到政府手里过一道。

　　上述中央与地方有关分税制的争论，焦点主要还是围绕财权与事权的平衡。地方认为承担的事务越来越多，获得的财政分配却没有增加。实际上，如果只在政府体系之内争论，永远不会争出一个客观的结果，因为中央与地方的争议，只是财政收入在政府内部的分配问题，并不会显著增加老百姓、市场和企业的好处。

　　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应该换一个角度来分析财政收入和分税制的问题。在陈功看来，中央财政的丰收，不是因为分税制的实行，根本原因是经济增长。钱是老百姓赚的，如果没有老百姓，没有企业，没有外资，无论是否实行分税制，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是不行的。因此，有关分税制的争论，不能越线，不能搞无边界的争论。政府财政的来源是老百姓，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这一点不容否认，否则只能让人耻笑。

　　陈功认为，现在政府谈到财税问题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种说法实在是无法服众!收税就是拔毛的过程，难道拿财政投资的中央项目都是不收费的?高铁、水电、高速公路，哪个是不收费的?“三公”消费难道是为老百姓花的?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因此，国内对待财政收入应该实事求是，要想真正服务于民生，就应该压缩财政，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对老百姓来说，少收就是多给!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钱都到政府手里过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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