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沿海地区的一道坎

　　林小昭

　　2月底的一天，家住广州海珠的张小姐开车去见朋友，被朋友数落“车太脏，应该洗一洗了。”于是，她回到单位楼下的洗车行，花了100元好好地洗了洗自己的爱车。然而，以前在这个地方洗车只要50元。

　　住在广州天河的曹先生平均每个月去理一次发，每次都是到固定的理发店找固定的理发师傅。一年间，理发费用从35元涨到40元，再上涨到45元。店里给出的原因是租金上涨，理发费也得跟着涨。

　　这些只是例如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生活成本趋高的一个缩影。

　　实际上，自从2008年以后，以广东、浙江为代表的沿海发达省份的增速明显放缓。令人担忧的是，类似广东这样的发达地区，当前经济社会中的很多现象已经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特点相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分析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譬如产业升级换代缓慢、消费社会始终未能建立、人均收入得不到提升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

　　在人均GDP已经突破7000美元的关口，未来几年这些地方究竟是实现产业升级换代，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停滞不前？

　　主动降速转型

　　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土地要素资源成本攀升等，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粗放模式，近年来正面临劳动生产力下降和企业盈利模式不可持续的巨大挑战。

　　回顾2011年各省市GDP发现，除了天津之外，增速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西部省份增速都在12%以上，中部省份中最低的河南也达到11.7%。相比之下，东部沿海省份的增速普遍放缓。

　　武汉市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典军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沿海地区自身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非常有限，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外向型经济拉动。金融危机后，外向型经济受到较大影响，而内陆地区受外需影响较少，又受益于国家扩大内需的拉动。

　　另一方面，中西部省份很多都是资源大省、土地资源丰富。近年来，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不断加快，危机后国家扩大内需的投资中又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此消彼长，内陆地区的增长自然也就较快。

　　而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年仍将延续。在2012年各省市制定的GDP增长目标中，中西部仍然继续“高歌猛进”，8个目标高于去年的省份中，除了吉林外，其他省份均属中西部地区。其中，“江南煤海”贵州省在去年实现15%的高速增长后，今年预期增长达到14％，为全国最高。内蒙古、陕西等省份的增长目标也都达到13％。

　　而沿海地区则主动降速转型。例如，31个省份中，广东、山东、浙江、福建4省的增长目标都低于去年，北京、江苏、上海等19个省份的增长目标与去年定的目标一致。此外，京沪两地以8％排名最后。

　　对于沿海地区而言，经济体量增大之后面临的转型压力更大，放慢脚步为的是转方式、调结构。以广东为例，尽管广东已经连续23年位居经济总量第一，但在广东上下看来，江苏取代广东将是“迟早的事”。

　　事实上，江苏目前也在抓转型升级。

　　“民工潮”到“用工荒”

　　自从2008年以后，沿海地区的GDP增速就普遍比内陆地区低。这一方面有产业转移、中西部大投资、大发展等因素，另一方面也是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而导致增速减缓。

　　对沿海的广东、浙江等省份而言，在人均GDP突破7000美元后，经济增速明显趋缓。目前类似广东与江浙这些地区已有不少特征与“中等收入陷阱”十分相似。以广东为例，目前正呈现产业升级缓慢、高成本时代到来、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劳动力短缺以及社会矛盾多发等困局。

　　以京、沪、津为例，去年这三地的人均GDP已经突破8万元，达到或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准。不过，很多国家和地区达到高收入水平之后，产业结构比较合理，人民的实际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住房等民生问题都解决得较好。相对而言，目前津、京、沪无论在产业结构还是收入分配方面均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有一定的差距。

　　“‘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是拉美化，主要特征包括经济增速回落；贫富分化严重，人均收入、城乡收入差别显著；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公共交通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短缺，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等。”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告诉记者。

　　时光倒回到20年前，当时由于春节后涌入广州找工作的外来工太多，以至于如何防止节后出现的“民工潮”成了一件大事。当年广东劳动局负责人还专门在答记者问中介绍，广东采取的措施包括，控制春节放假回乡民工的人数，减少春节后进入广东的民工数量。“企业要教育返乡民工回来上班时不得带新民工入粤，对带新民工入粤的要给予终止合同的处罚。”这一情况与如今广东对外来工的渴求形成多么大的反差。

　　“刘易斯拐点到来了，但沿海的制造业仍处于世界的最低端。这正是目前沿海发达地区所面临的困境。”丁长发说，传统产业由于成本上升导致竞争力不足而逐渐衰退，而新兴产业又没有建立起来。

　　目前，很多沿海地区一提到产业转型升级，就提出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少地方更存在重服务业、轻制造业的现象，尤其是忽视了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广东省经济学会会长、中山大学教授王珺指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产业转型，有什么样的产业，就决定着劳动者有什么样的收入，而什么样的收入水平就决定居民的消费状况，以上问题理顺了，各种社会问题也就会得到顺利解决。

　　广东省社科院珠江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成建三指出，沿海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几个主要的突破口，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体制改革。在经济方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突破垄断对经济造成的障碍，让民营经济能够更好地发展。

　　丁长发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关键在于微观经济体里的企业能否转过去。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垄断性企业获得了大量超额利润，这也无形中加重了社会运行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