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311地震一周年 震开直面老龄化与巨额国债

　　

　　日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写在“3·11”地震一周年之际

　　“3·11”地震暴露和凸显了日本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根本困难

　　

　　日本“3·11”地震已经过去一年。作为当时身在东京的经历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至今仍对那地动山摇的时刻记忆犹新。尽管一年时间过去，但这次地震、海啸和核事故造成的复合型灾害仍在影响着日本。“3·11”地震暴露和凸显了日本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根本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日本必须作出重大选择。可以说，今天的日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灾害创伤影响深远

　　

　　“3·11”地震造成的后果，时至今日，仍在困扰日本。

　　其一，核事故善后处理仍有诸多问题。2011年3月，在核事故发生后约10天，本刊记者曾在福岛市采访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现场负责官员。当时这位官员就已表示福岛核事故将长期化，且不是“半年”、“一年”能够解决的。如今，尽管日本政府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反应堆已经低温冷停堆成功，但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存在相当争议。毕竟，核电站每天仍在向外界释放放射性物质，事故机组的温度也时常出现异常变化，外界很难确认其内部真实情况。更何况，目前的所谓冷停堆只是暂时控制住了局势的大幅恶化，但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东京电力公司都还没有拿出可行的拆解反应堆方案。

　　此外，已有的核污染区如何洗消除染，也是重要的现实问题。核事故造成1.16万平方公里土地需清除放射性污染，面积达到日本国土的3%，涉及福岛等7个县以及首都东京。一年来，日本在这一问题上并未拿出太多实际办法，仍处于前期的调查、统计和论证阶段。这不仅涉及到巨额的除染费用，更涉及污染区居住的大批人口的安全问题。

　　其二，重建进程进度不一。一年来，本刊记者多次前往灾区，采访日本灾后重建进程。实事求是地说，灾区废墟清理和临时板房建设成绩斐然。过去的海啸灾区基本上已经清理干净，废墟大多已经分类堆放，数十万套临时板房已经建成并入住，充分体现了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能力。

　　可是，灾后重建也有其进展缓慢的部分：首先，由于担心辐射污染，日本其他很多地方拒绝帮助处理海啸垃圾，因此已经清理出的约2200万吨废墟垃圾目前不过处理了约6%，剩余的还要在灾区长期堆放下去，已成“老大难”之势；其次，尽管灾民目前可以住在临时板房，但板房的使用期限只有2年，也就是说，至2013年下半年，30余万户灾民就需要入住正式的房屋。但是，此类重建房屋的整体计划和预算尚无着落，因此目前仅建成了36户。在今后的时间，这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再有，由于无法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海啸，因此此次毁于海啸的诸多沿海城镇是否重建、如何重建，仍有诸多争议。这也使得这些地方在清理废墟后只能留下空空荡荡的地面，看不到重建的迹象。没有城镇的重建，也就没有就业机会和地域社会，这必然会影响数十万灾民的长远生活。

　　其三，延续的心理影响。在地震之后，本刊记者在日本又工作了大半年时间，可以感受到，“3·11”地震及福岛核事故对普通日本人的心理影响极为深刻。特别是核污染一事，由于政府初始应对的失误和信息不透明，造成普通居民的普遍恐慌和担忧。在超市，产自福岛及周边地区的食品明显价格较低，甚至从货架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九州的牛奶、关西的蔬菜等。在生活中，人们对灾害的心理预期增强，各式各样的防灾用品成为购物网站上的热门搜索词。此外，由于灾后处理和核事故善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当一批民众对日本政府有较强的失望情绪，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省厅也有很强烈的“看法”。

　　深层问题与困难的挑战

　　

　　在灾害发生之前，日本社会就面临两个根本性的困难，一是人口问题，一是财政问题。这成为日本社会诸多表面问题的根源。

　　在人口方面，日本的少子高龄化已经发展至相当严重的程度。2010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已达23.1%，由于战后生育高峰期人口在这几年陆续度过65岁“门槛”，至202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7.9%。从今年到2020年，日本还将增加约500万老龄人口。日本是长寿社会，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高，陡然增加的老龄人口，将严重加剧政府的财政负担。

　　与此同时，日本人更加不愿意生孩子。日本人口的出生率1970年能达到18.8‰，1990年就降至10‰，至2008年更降至8.7‰。自2005年开始，日本人口已呈现自然减少趋势，这给社会劳动力供给造成很大问题。特别是1990年出生的孩子今年已经大学毕业，今后的新增就业人口将逐年减少，这意味着，今后日本社会将切切实实地尝到“年轻人不足”的感觉。

　　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日本的现状目前尚无改善的迹象。这将从根本上限制日本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国内市场规模、福利负担能力等众多“硬指标”。

　　在财政方面，自1990年代之后，日本中央政府的国债余额不断攀升，目前已经接近1000万亿日元，相当于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约25倍。而且，民主党于2009年上台后，国家支出进一步增加。在如今政府每年90余万亿日元的预算中，有40余万亿日元资金来源于国债。也就是说，借贷已经超越了税收，成为每年政府预算中的首要收入来源。政府正在依靠借钱度日。

　　固然，日本的国债绝大部分是内债，短期内不会出现像欧洲个别国家那样的情况。但是，欠债终究是要归还的，如果“还不起”终究是要出事的。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和细节政策可以推迟问题爆发的时间，但最终不能避免。而且，财政的困窘，又会继而限制日本政府内政、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的作为，对日本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眼前能够看到的领域。

　　就是在应对上述人口与财政两大问题的情况下，日本遭遇了“3·11”灾害。这次灾害部分的直接后果是部分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间接后果则更为广泛：全国核电基本关闭造成电价上涨，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可能加速制造业向外转移；核事故对招揽旅游和食品等部分商品出口造成影响；经济对石油等化石燃料依赖更深等。

　　这次灾害还暴露了若干日本社会的深层次问题：

　　

　　其一，应急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本刊记者在去年震后前往灾区采访时就感到，日本政府缺乏应急状况下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无论是物资筹措、物流运输、基层管理和整个救灾活动的统筹，都处于一种迟缓和无序状态。灾后这一年，这一问题又反复出现。以日本的物质基础而言，无论是前述垃圾的处理，还是灾民房屋的重建，都应当不成问题，但在现行体制和气氛下，社会内部的各种牵制和掣肘太多，任何大一些的动作都难以实现。很多为平时制订的程序或制度，在非常时期却往往成为涉事者推卸责任或无所作为的挡箭牌。这限制了日本充分利用其社会资源的能力。

　　其二，问责缺失凸显“政、官、商”关系顽疾。福岛核事故是人类历史上继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的又一次7级核事故。但是一年以来，人们却没有听说过有谁为这次事故负责。相反，东京电力的高管们大部分仍享受着高额收入和优厚的公司福利；当事时的日本政府“核电村”官僚们也大都仍居其位，日本政府似乎并不打算为此事追究某个个人或部门的责任。这实际上反映了日本社会“政、官、商”关系的现实：以职业公务员为主体的官僚集团与大财团、大企业相结合，利用选举上台的政治人物运作各种各样的政策。这种政经结构不改革，日本今后很可能还会出现各种“怪现状”。

　　其三，东电体现的“大企业病”。东京电力曾是日本待遇最好的大企业之一。在地震前，本刊记者的日本朋友谈及这里，几乎都会颇具羡慕之情，其中提及最多的就是东电公司有各种为员工准备的俱乐部、度假村以及会所等等，员工可以在其中低价享受高档消费。正是这样一个缺乏危机感的大企业，因其懈怠与疏忽，将整个国家推向了危机。

　　东电的“大企业病”并非个案。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已经占据国际地位的诸多日本大企业“承平日久”，逐渐出现了竞争力下降、内部官僚化、缺乏发展动力等问题，有些已可谓是“病患缠身”。2011年奥林巴斯公司曝出以公司“一把手”为首的千亿日元造假事件，行业著名企业大王制纸则出现前任董事长支出上百亿日元用于豪赌的内幕。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正体现了某些日本大企业在内部管理、人际关系上的一些通病。大企业是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大企业患病，是日本应当极为警惕的问题。

　　日本当向何处去

　　站在“3·11”地震一周年十字路口的日本，当向何处去？

　　

　　政治上，需要摆脱现有的混沌局面。近年来，日本政局你方唱罢我登场，几乎已成“走马灯”游戏。原本，在“政、官、商”关系中，政治家应当发挥总体统筹和战略指导作用，为国家“掌舵”，但现在政治人物似乎成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几乎没有人有时间或有机会去规划、落实重大问题。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政治现状，日本的局面很难出现重大改观。

　　经济上，应以开放心态与周边国家和新兴国家充分合作。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日本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就应当与各个国家合作。在最近日本国内热炒TPP问题时，一些日本媒体认为TPP将中国排除在外，可以成为牵制中国的手段。应当说，这种思维对日本是极为有害的，到头来很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

　　外交上，应摆脱冷战思维和遏制思维，不再为大国“火中取栗”，避免成为个别国家遏制邻国的前哨。最近的案例是，近期以来，个别大国为了实现其在亚洲的利益，提出所谓“空海一体战”战略，其实质就是将本国驻东亚的力量后撤，而由日本站在一线“在同盟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一战略提出后，日本媒体和学界已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一旦有事”，日本很可能无法获得及时和足够的支援。这也说明日本国内是有清醒人士的。

　　综观之，在目前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日本应当谨慎地、理性地选择自己的未来。日本有众多有识之士，有朴实勤奋的百姓，他们应该能够走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华

　　（责任编辑：邵希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