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关系从"特殊"走向"正常" 扩大西方制衡中国

　　

　　

　　肖承森绘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日前表示，美国的亚太战略将是美自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转向后的优先之选。美国国防部也透露，未来几年内，美国海军60%的军舰将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跨大西洋关系正经历战后最大的结构性调整。美欧关系的特殊性在不断衰减，正向“正常”关系转变。美欧双方要调适这一转型，言易行难。

　　美新战略寻求“再平衡”

　　本报驻美国记者 王恬

　　 现状生变 各有解读

　　对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美方的言论，有分析称美方意在安抚欧洲，传递“不会抛弃欧洲”的信号，同时施压欧洲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一些欧洲人士认为美方“高估了欧洲的紧张程度”，显得“自作多情”，另有一些欧洲人士则担忧美国与欧洲的战略利益已渐行渐远。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欧洲问题专家、乔治敦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钱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他并不认为撤军计划意味着欧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的降低，这只是反映了欧洲总体上和平以及世界在变化的现实，美军因此重新部署，寻求向亚太及中东地区的“再平衡”。“我不认为它指向美欧战略分歧，美欧关系仍然很牢固”，库普钱说。

　　美国政要在欧洲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克林顿在慕尼黑开宗明义地说，美欧在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上紧密合作；帕内塔则强调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美国的“持久战略重要性”，指出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人数仍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克林顿与帕内塔同时强调美欧关系面临调整，以应对新挑战，尤其是美国希望欧洲分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并推动北约的防务资源合作与整合。

　　在美国国内，对大西洋彼岸伙伴的质疑与抱怨近年来其实有增无减。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去年6月撰文声称，“让我们停止乞求欧洲帮助我们管理世界”，指出“未来几十年内，欧洲对超越其边界事务的影响力将严重有限，欧洲之外的地区将塑造21世纪”。他称自北约建立之初，美国就焦虑欧洲人逃避其全球责任，未来北约的作用将更趋下降。他指出北约欧洲盟友的重要决定仍在各自国家范围内做出，关于共同防务政策的讨论只是讨论而已，各欧洲成员国之间缺乏协调，向遥远战场投放军力所需的后勤与情报能力也欠缺。哈斯还认为欧洲与美国的政治与人口变化将进一步削弱跨大西洋联盟。他哀叹，曾在赢取冷战中发挥中心作用的美欧伙伴关系在未来的重要性将大为降低。

　　美国知名专栏作家伊格内修斯则撰文感慨奥巴马政府的“伙伴关系赤字”，称“这个真正多边主义的政府很难找到可靠的伙伴”。奥巴马政府官员曾指责北约内欧洲伙伴不愿共担风险与成本，某些成员国既不愿跟班，也不愿当头。伊格内修斯表示，奥巴马政府希望美欧伙伴关系是“全球变化的催化剂”，但无奈欧洲几乎完全专注于自己的问题，且决定权仍在各国自己手中。

　　库普钱对本报记者表示，当前的问题是欧盟是否将成为更有能力的行为体，如果答案是“是”，那么美国将继续视其为“最佳拍档”；如果答案是“不”，那么欧洲将继续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但其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在谈到“利比亚模式”时，库普钱表示利比亚行动有其独特性，利比亚距离欧洲较近，欧洲国家较易执行大部分的飞行任务。如果相距很远则估计欧洲很难持续完成任务，因此利比亚行动不大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模式。而无论采取何种模式，他认为在未来20年内，美欧将依然是彼此最好的伙伴。

　　扩大西方 制衡中国

　　尽管美方对欧洲牢骚满腹，但一些美国战略家仍然极为看重欧洲在美国大战略中的地位，呼吁美欧在21世纪携手保持强大。布热津斯基在最新一期的《外交》杂志上撰文，提出“美国在大变动时代的大战略”，即“平衡东方、升级西方”。他认为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最核心的挑战是复兴自身，同时促进形成一个扩大的、合作的西方（从北美、欧洲，经过欧亚，一直到日本和韩国），并在东方支持一个可以适应中国崛起的复杂平衡。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要想成功扮演一个“升级西方”的推动者和保证者角色，就需要与欧洲保持紧密关系，继续致力于建设北约，并与欧洲一起逐步欢迎土耳其和“真正民主化的俄罗斯”进入西方。他认为，为保证西方的地缘政治重要性，美国必须在欧洲安全中发挥积极作用，并鼓励欧盟深化一体化进程。布热津斯基警告，如果美国不积极推动一个扩大的西方，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日渐碎片化和悲观主义的西方，而“一个如此分裂的西方将无法与中国竞争全球影响力”。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也在最近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研讨会上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卡根认为，美欧双方都需要在“力量的各个维度上”一起保持强大，因为世界地缘政治正日益具有竞争性，“一些大的竞争者如中国与俄罗斯与我们的价值观显著不同”，“他们也正在塑造国际体系”，所以美欧伙伴关系至关重要。他说，欧盟曾以为世界会进入“历史终结阶段”，地缘经济比地缘政治重要，软实力比硬实力重要，欧盟将是新国际体系中的成功榜样；但欧盟错了，历史并未终结，地缘经济并未取代地缘政治，硬实力仍然重要，世界回到各种全球性的角逐。卡根认为欧盟的硬实力相对来说一直在下降，欧盟以其现在的形式能否在大国角逐时代有效竞争是个问题。

　　显然，在这些美国战略家眼中，欧洲关系到美国在新兴地区乃至全球与新兴大国竞争的能力。在此次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亚洲安全成为正式议题之一，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日前先后访问布鲁塞尔和伦敦，与欧盟及英国官员讨论与亚太地区相关的政治和安全话题，商议如何增进美欧在亚太地区的合作。

　　库普钱对本报记者表示，由于亚太地区的强劲经济增长，在未来几十年内美欧都希望从扩展的亚太市场中受益，双方在亚太的经济利益是相似可比的，但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欧盟在亚太不是一个战略性角色，美国在安全与地缘政治上则更深地卷入亚太。库普钱认为，在中国政策或者东亚政策上，美欧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分歧。

　　欧洲适时而变

　　本报驻德国记者 管克江

　　美国决定将外交和安全政策重心转向亚洲后，欧洲一些国家表现出困惑、不安和警醒。在2月初举行的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会议主席伊申格尔说，美国的战略转向将导致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欧洲也面临严峻课题：欧洲的地位、目的和在全球的作用是什么？从会议讨论的主要趋向看，欧洲各国认为美国战略调整已成必然，今后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上承担更多责任。

　　应对之策需调整

　　英国前外交大臣聂伟敬去年底在《外交官》杂志指出，从20世纪后半叶起，欧洲国家依赖美国获得了安全和经济增长，现在它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不在美国的焦点范围了。为应对这种地缘政治的转变，欧洲必须仔细酝酿对策。首先，北约成员国需要承担更多的防务和安全责任。利比亚冲突凸显欧洲军力的缺陷以及它们对美国的严重依赖，重点是要加强相互协调以及防务投入。其次，它们需要单独与亚洲国家发展关系。英国首相上任不久就率庞大贸易代表团访华，并努力激活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关系。第三，欧洲国家应积极看待美国参与亚洲事务，这对欧洲也意味着新的市场和机遇。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尼古拉斯·史葛则在题为《美国转向亚洲，欧洲踉踉跄跄》的文章中说，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指出，20世纪是大西洋世纪，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但欧洲要在太平洋世纪发挥更积极作用，就需要在内部实现进一步的政治统一，并在欧洲以外发挥欧盟的领导作用。转向是美国应对世界变化的战略调整，意味着美国在欧洲的很多地区、较长时间内都会有意降低其影响。现在欧洲也必须迎来自己的转向。

　　 携手致力“巧防务”

　　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会上说，未来几年北约将受到三个因素的左右。一是欧洲防务削减，二是美国国防战略转变，三是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终结。作为应对，北约应开展“巧防务”战略。

　　“巧防务”战略是拉斯穆森在2011年提出的概念，其意图是在资源紧张情况下，通过共享和分担军事能力、设定优先领域和加强协调等方式，完成北约的战略目标。

　　德国新责任基金会研究员吉格里希认为，欧洲更紧密和更协调地推进军事能力建设，既能减少军事能力的重合，又能迎合削减国防预算的需要。但分担责任意味着让渡国家主权。在整个北约范围内实现共享和分担可能不易，“巧防务”最终将体现为少数关键国家间的务实合作。

　　 美国转向存变数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跨大西洋关系、安全和外交中心主任托马斯·里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欧元危机显示，跨大西洋经济和政治关系仍然比美国对亚洲关系重要。而且，美国对如何定义同中国的关系仍摇摆不定，总是在遏制和教化之间徘徊。所以欧洲没有必要担心美国所谓的战略转向。

　　伊申格尔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亚洲政策过分专注于中国的军事威慑，而忘记了要将中国定义为未来政治和经济上的伙伴。欧洲作为第三方，需要建立一项积极主动的亚洲政策，这样就可以在美中之间实现一定的缓冲。

　　（责任编辑：袁志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