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震灾后的日本∶文化国家的可能性

　　赵京华

　　 震惊世界的日本3·11大地震暴露出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而一年来的社会恢复和经济重振举步维艰，有人甚至指出灾后复兴的漫长跋涉才刚刚踏出门槛。在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过去之后，作为我们的邻国和东亚区域重要成员的日本，未来的走向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日本曾经的两种面貌

　　 自然灾害突如其来而不可预测，但灾害给社会造成的冲击及未来发展走向却可以在以往的历史中找到线索。回顾近代日本150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这个国家曾以两种面貌或性格显露于世人的面前，一个是作为后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明治维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迅速跻身于霸权国家行列，并在1930年代世界政治秩序发生重大重组的过程中成为深深介入其中的帝国主义一极。就是说，直到1945年战败，日本在世人面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新兴政治国家。政治国家，不仅意味着主权的完全独立自主，还包括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作为支撑，可以在国际事务中依据自己的政治道德逻辑行事。

　　 另一个是作为二战战败国，经历主权遭到剥夺的被占领时期而于1950年代后期迅速崛起的经济国家。这个经济国家或经济强国的形象，一直维持到1980年代结束。此间，日本在因美日安保协定而国家主权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艰苦奋斗努力实现经济上的战后复兴，短短20年间不仅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战前以帝国主义和殖民侵略方式没能实现的势力扩张(大东亚共荣圈)，却在战后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经援外交推动下得于手中。可以说，作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强国，日本的霸权地位虽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衰退，但真正被取代乃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之际。

　　 那么，在政治国家和经济国家之后，日本会以什么面目出现于世人面前呢？大地震的重创造成了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哪些变化、又暴露出怎样的问题和危机？灾后复兴将会再造一个什么样的日本？它会不会在未来以“文化国家”的面貌重新回到亚洲区域中来？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对大地震本身和一年来的灾后重建做些验证。

　　 灾后艰难复兴之路

　　 3·11东日本大地震的确触目惊心，何况随后有福岛核电站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和恐慌更是雪上加霜。一年过去了，作家高村薰回顾起来依然感到面对如此震灾她深感失语的痛苦，而灾后复兴应该是怎样一种“复兴”则谁也说不清(2012年3月9日NHK访谈)。地震发生之后，首先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灾难共同体或乌托邦的一时闪现。作为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巨大的灾害使人们感同身受而唤起同情心，因此日本全国上下展现了一种日常难以见到的人与人之间“兄弟般共同承担”的关系。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年轻的义工从日本各地赶赴地震现场，留下了相互扶助、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无数的人们捐献财物以帮助灾区的赈灾和重建，平常建立在资本逻辑之上的商品交换关系似乎一时消失了。据日本红十字会统计，地震发生以来日本国民的赈灾捐款以平均每天7000万日元的金额持续至今。

　　 然而，我们也应当承认这种“灾难共同体”只是一时的现象。在相互扶助高潮过去之后，就出现了对地震灾区农产品的“谣传受害”(风传其农产品有核辐射残留而拒买)，甚至发生了恶用国家赈灾和社会赔偿制度而骗取钱财的事件。日常生活中那个无孔不入的“资本的逻辑”又卷土重来。尤其是核辐射泄漏事故这个“人祸”，其影响之深刻远远超过作为自然灾害的地震和海啸。“谣传受害”不用说源自对核辐射的担忧，稍后出现的东京拒绝接受来自福岛带有核辐射的地震垃圾，以及京都的人们担心受灾地区的木材有核污染等等，使震后一时凝聚起来的“灾难乌托邦”或全体国民的整体感顷刻坍塌。这恐怕是此次地震灾害不同以往的根本所在。就是说，在自然灾难中包含着人为的灾祸，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不仅使人们变得疏远隔阂，也把平时难以见到的灾难共同体迅速解构掉了。我们当然不能过多期待一时的“乌托邦”会拯救被资本主义逻辑严重侵蚀的人类天性和道德情操，但核事故的严重性与核能利用的问题则是我们应该反省的人类课题。据悉，核事故所产生的核辐射是投下广岛的原子弹核辐射的168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在3·11一周年之际就强调，福岛核事故无疑是对人类利用核能敲响了警钟。

　　 观察这次东日本大地震和一年来的灾后复兴历程，给我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日本国家主导的灾后重建严重滞后。据2012年3月5日NHK公布的民调结果，有81%的民众对灾后复兴的进度感到不满，认为国家的举措过于缓慢，更不必说规划出一个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了。这与作家高村薰的感受完全一致。这种情况的出现原因可能有种种，而更根本的原因，在我看来，是经济国家日本其经济实力已然衰落，因而灾后复兴的力度不够和进度缓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野田内阁成立后立刻着手制定提高消费税的政策，甚至出现了削减公务员工资的呼声，也说明经济实力的下滑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据悉，2011年日本贸易出口逆差达到19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对长期以来坚持贸易立国的这个国家来说无疑意味着经济衰退已成定局。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时候，日本还有借灾后复兴以重震经济雄风的主张，而“新自由主义政策”也是从那时开始全面贯彻开来的。然而十几年过去了，这样的理想光景没有出现。因此，我们看到这次大地震后，甚至连借灾后复兴以重振日本经济的议论也不见踪影了。

　　 “重返亚洲以实现自身的再造”

　　 千头万绪而困难重重，归结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来日本这个国家未来将如何发展变化？我认为有一种可能性，即建设文化国家并通过重返亚洲以实现自身的再造。我们观察历史上的霸权国家如18世纪的荷兰和19世纪的英国，它们在失去政治经济上的优势之后，依然可以实现文化上的成熟发展并以此自立于世界之林，成为拥有文化软实力而影响地区和世界的重要国家。在政治国家和经济强国的日本已经成为历史的今天，震灾后的重建将朝文化国家的方向发展，自然是一种可能性。而且，日本不仅拥有建构文化国家的民族精神传统和现代化方面积累的经验和资源，在国家设计和管理的政治层面也早有政治家于经济高速发展的1970年代后期提出过文化国家的理念。

　　 例如，在1970年代日美贸易磨擦引起文化差异论争的背景下，来自美国和西欧的日本文化特殊论以及对其社会体系之封闭的批判，使日本人自身意识到了“文化”问题的重要性。1978年出任首相的大平正芳或许是真正认识到文化国家软实力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不断强调“文化时代”的已然到来，认为“把世界视为一个共同体来把握，明确日本对于世界的使命和责任”十分重要，因此，需要在文化领域推动日本的“国际化”和自身的文化建设。国际关系史学者入江昭指出1970年代的日本国家及其外交开始意识到文化这一新的方面，虽然在如何定位并具体实施其文化国家建设的方面还缺乏明确的思想基础，但至少当时的领导人确实强烈地意识到了国际社会中日本的作用和存在意义的问题，这在战后还是第一次。当福田赴夫首相明确表示“虽有制造核武器的经济技术能力”但依然要坚持非核三原则、虽为经济大国但“不走军事大国的道路”之际，还有，当大平正芳首相面向21世纪宣誓要“增进地球共同体的相互理解”时，的确反映了这种自觉意识。(入江昭《新·日本的外交》)而大平内阁之后，这种“文化国家”理念也曾有所延伸和发展。进入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并存融和的21世纪，日本的有识之士多对“文化”的重要性有深入的理解。

　　 3·11大地震对包括经济在内的日本各方面无疑是一次重创，同时复兴过程的举步维艰也如实反映了其经济实力的衰退。但另一方面，震灾后一时出现的“灾难共同体”又表现出日本民族具有厚重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传统。我们可以相信，如果在战后确立起来的和平宪法基础上，充分发挥日本民族注重文化创造、讲究道德审美的性格特征，并将在共同体内部善于相互扶助彼此帮衬的道德传统发扬光大，同时把150年来现代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地转化为建构文化国家的资源，那么，就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日本。

　　 而上面所谓“重返亚洲以实现自身的再造”，是指日本如果能够反省和改变明治维新以来崇拜西洋、二战之后追随美国而轻视亚洲本地区的一贯态度和做法，重返亚洲并与本地区民众共同反思和分享现代化的经验教训，那么，就有可能在抚平历史创伤并达成相互之间真正和解的过程中实现文化国家的再造。这样一个文化国家日本的出现，同时也需要我们相应地调整以往的对日认识和交往方式。

　　 总之，以上分析与其说是3·11大地震后日本国家必然的发展走向，不如说是我作为一个关心邻国的中国人对日本的殷切期待。而在主权国家概念日趋淡化和传统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之行使越来越不受欢迎的21世纪，这种文化国家的再造具有深远的意义，尤其是在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有可能给该地区造成新的麻烦的今天，文化国家日本将对和平共生之区域政治生态的建设发挥新的作用。（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