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民族宗教对立的历史背景

　　殷之光

　　 当2012年2月23日英国各大媒体报道玛丽·科尔文在霍姆斯（Homs）巴巴阿姆鲁区（Baba Amr District）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临时搭建的媒体中心遭迫击炮袭击身亡的事件之后，西方主流媒体一片哗然。美、法、英领导人也借此进一步提出要求武力干涉叙利亚内乱。这一事件，无疑又为24日在突尼斯举行的“叙利亚之友”大会造成了更大规模的舆论影响。

　　 针对叙利亚问题，国际社会大体分成三类态度。一是以中国、俄罗斯为主，主张政治和平解决叙利亚内乱；二是由美英等西方国家主导的，主张通过多种方式干涉，强迫巴沙尔·阿萨德总统下台；第三，则是由沙特、卡塔尔主导的逊尼派海湾阿拉伯国家，强硬主张武装干涉，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暴力推翻现任叙利亚政府。对于以叙利亚国民委员会（Syrian National Council）为代表的叙利亚反对派来说，则更为支持沙特、卡塔尔的强硬派态度。在这三派意见中，除了主张政治解决的中国、俄罗斯之外，其余两派意见内部，由于各自政治利益不同，又对具体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方式方法有着巨大的差异。尽管西方各国领导人不断就叙利亚问题提出强硬批评，但是持续了一年多的叙利亚问题却至今迟迟未有一个结果。与之相比，2011年2月15日爆发的利比亚内战在一个月内就受到北约主导的武装干涉，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便不得不使人对于西方干涉所持的所谓人道立场提出质疑。

　　 同时，叙利亚国家委员会虽然新近被少数西方国家承认为“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言人”，但即便对于其支持者来说，这一长期流亡海外的组织统一性及政治目标却一直都值得怀疑。因此，反对派一再提出的要求设立禁飞区、人道主义走廊等要求，均未能真正得到全面实质性支持。

　　 的确，相比利比亚，叙利亚战略位置更为独特，并且历史状况更为复杂。这就使得一切针对叙利亚的决定，都容易引发该地区的连锁反应。身处中亚中东欧洲交界地的叙利亚，其国内政治问题不仅仅与长久以来伊斯兰教内部逊尼、什叶教派冲突相关，还与殖民主义消退后，在该地区遗留的巴以冲突问题、阿拉伯民族主义问题密切联系；甚至还包括与黎巴嫩、约旦、土耳其三国主权及领土冲突问题。这一系列问题虽然随着四次中东战争与叙利亚内部复兴党（Baa’th Party）政变上台之后被暂时掩盖，但却始终是该地区动荡的根源。理解当前叙利亚问题的复杂脉络，需要重新梳理并分析这一系列问题的历史、政治与宗教关系。

　　 目前叙利亚境内的人口90%为阿拉伯人，其中绝大多数为逊尼派。叙利亚总人口的15%左右为信仰什叶穆斯林的阿拉维派（Alawite）。阿拉维派大多聚集在叙利亚港口城市拉塔齐亚（Latakia）。阿萨德家族便来自这一派穆斯林。但在正统逊尼派眼里，阿拉维派其教义与正统穆斯林相距甚远，因而尤其是对于具有萨拉菲主义（Salafism）倾向的逊尼派来说，阿拉维派甚至不能被当作是真正的穆斯林。但恰恰是这一少数族群，在叙利亚1970年复兴党政变之后，占据了叙利亚政府与军队的重要位置。另外，在叙利亚西南部格兰高地与大马士革附近，集中了占总人口5%左右的德鲁兹派（Druze）。与阿拉维派一样，德鲁兹派也属于一支少数穆斯林教派。然而由于其独特的教义，因此不具有太大的政治影响力。8%左右的叙利亚人口是基督教化了的阿拉伯人，他们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的城镇中心。与中上层逊尼派穆斯林一样，叙利亚的基督教人口绝大多数也支持现任政府。除了在复兴党成立初期，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正教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复兴党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之外，作为阿萨德政府稳定全国局面，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政策的受益者，叙利亚基督教人口也并不希望看到阿萨德这样一个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现任政府倒台。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即便是在叙利亚动乱最严重的哈马（Hamah）与霍姆斯两城，其城镇中心基督教人口数量较多的地带，仍旧未有严重骚乱出现。

　　 叙利亚还有约10%的非阿拉伯人口，其中主要有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另外还有土库曼人和犹太人等。在16世纪奥托曼帝国治下，由于帝国奉行的米利特（Millet）体系鼓励民族宗教派系自治，因而长期以来，叙利亚境内各个派别之间分省自治，并保持较大程度的独立。这一传统，在今天的叙利亚社会中也有其强大的影响力。

　　 当前叙利亚国内的民族分区自治结构形成于法国殖民统治之下。为了防止反法的逊尼派穆斯林，殖民政府将阿拉维派扶植为军队领导，而将其余各支少数民族力量，按其宗教与种族成分不同，集中安置于各大主要城市，以求相互制衡并达到战略分割逊尼派的目的。各宗派族群之间，可能会因一时的战略目标而达成一致，但并未真正形成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这种少数派领导多数派，各民族宗派分城聚居相互抗衡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与叙利亚目前的动乱有着直接的关系。武装动乱集中的霍姆斯、哈马，其暴动集中地均在城市周围一些中下阶层逊尼派集中的区域发生。

　　 20世纪上半叶的殖民统治不但构成了今天叙利亚的国内问题，还影响了叙利亚与周边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以及土耳其的关系。在法国殖民时期，集中于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Maronites）是法国盟友。为了进一步遏制奥托曼帝国势力，法国殖民政府将黎巴嫩和叙利亚共管。1920年圣雷默会议（San Remo Conference）之后，法国更确认了民族宗派自治的统治原则，将黎巴嫩山脉以东的这片地区分为六大执政区。其中包括逊尼派穆斯林主导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Aleppo），阿拉维派主导的拉塔齐亚（Latakia，殖民时期称阿拉维），德鲁兹派为主的德鲁兹山（Jabal Druze），土耳其人主导的亚力山德塔（Alexandretta）以及由马龙派领导的大黎巴嫩区。即便是在黎巴嫩独立之后，其与叙利亚之间的深刻联系，也密切关系到了该地区的战略平衡。叙利亚持续支持在黎巴嫩境内活动的真主党力量，便是这种联系的直接体现。而叙利亚与土耳其之间针对亚力山德塔的领土争端，也源于20世纪30年代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将亚力山德塔从叙利亚领土上分离出去的政治决定。

　　 复兴党之演变及其改革策略

　　 与其它阿拉伯国家一样，叙利亚在20世纪中期殖民统治衰退之后，也反复经历战争与政变的折磨。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Arab Socialist Ba’ath）政变上台之后，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这一政党可以持续统治到今天。长久以来，叙利亚政治都属于精英政治。自1941年叙利亚宣布独立之后，叙利亚政局，特别是包括大马士革、阿勒颇、哈马和霍姆斯在内的四所重要城市，都在逊尼派精英阶层领导下，受到奥托曼帝国时期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在这段时期，由于政府主要被逊尼派主导，因此包括基督徒、德鲁兹派和阿拉维派的少数民族便只能在军队中不断增强其传统的影响力。而在少数民族控制下的军方自1949年起，便一直对于这种逊尼派精英统治提出军事挑战。其结果导致叙利亚大量的优秀军官被流放海外，继而替换为信奉逊尼派的穆斯林。多次反复的军事政变使得叙利亚军队战力薄弱，且内部纷争不断。从1949年到1960年代末期，叙利亚政府在内部压力与流放反对派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更替。

　　 这段时期的政局更替，在叙利亚境内造就了一批现代的意识形态政治的政党。其中三个最重要的党派分别是：复兴党、叙利亚民族党和叙利亚共产党。1953年，复兴党与阿拉伯社会党（Arab Socialist Party）合并，组成了后来执掌叙利亚政局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合并后的复兴社会党继承了阿拉伯社会党原有在哈马的逊尼派青年信众。同时，其另一个组成成分——复兴党（成立于1940年）受到法国左翼哲学思想非常强烈的影响，排斥马克思主义，但却非常希望能够在阿拉伯世界推广左翼社会主义思想。这使得世俗化的复兴党，得以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础上，与逊尼派穆斯林相结合。两者都共同希望建立独立自主的阿拉伯国家，排除西方殖民主义影响，并信奉穆斯林传统对于形成阿拉伯民族身份的重要政治意义。

　　 但这一结合也为后来的叙利亚政局埋下了不安的隐患。基于反殖民目的而形成的同盟，在殖民主义影响消退之后，便渐渐开始出现矛盾冲突。泛阿拉伯主义世俗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从根本上不能够为泛伊斯兰主义坚持伊斯兰教法的意识形态所接受。

　　 复兴党的意识形态并非仅仅依靠知识精英阶层的支持。它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该党要求进行社会与经济改革，以求达到社会公正，特别是针对社会下层人民的公正待遇。第二，复兴党希望能够通过阿拉伯国家政治联合的方式，达到更广泛的所谓泛阿拉伯主义联盟的目的。这一意识形态目标在1958年由叙利亚和埃及联合成立的阿拉伯共和国上有着直接体现。第三，复兴党强调伊斯兰与阿拉伯主义的独特联系。该党创始人麦克·阿法拉克（Michel Aflaq）认为，阿拉伯人一个共同的历史便是对伊斯兰教黄金时期辉煌的记忆。但对于伊斯兰教的推崇并不能够阻碍其他宗教的共同繁荣。因此，在社会复兴党领导下的叙利亚强调各宗教宗派之间的宽容与宗教自由。

　　 叙利亚社会复兴党还格外强调对于军队，尤其是年轻军官的控制。因而在军队中，复兴党支持率一直较高。相比同时期的其它意识形态党派来说，叙利亚社会复兴党既不像叙利亚社会民族党那样，过分强调叙利亚民族主义，和过分亲西方；也不像叙利亚共产党那样，与苏联维持过为亲密的联系。但作为一个左派政党，其斯大林主义的民族革命色彩仍旧比较浓重，其追求民族独立自主与反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与同时期激进的萨拉非主义,甚至是瓦哈比主义（Wahhabism）同样，都具有强烈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民族建国的意愿。因此，在反对犹太人巴勒斯坦建国，反对英美法苏干预阿拉伯地区政治等问题上，无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治下的世俗政府，还是瓦哈比主义影响下的沙特阿拉伯，甚至包括海湾各个酋长国家都持非常一致的态度。这一意识形态基础体现在战略目标上，便是意图武力解决以色列建国，并将阿拉伯半岛从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在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共同支持下建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便是这种战略目标下的产物。成立于1940年代中期的阿拉伯联盟虽然结构松散，但能够历经动荡持续至今，并仍旧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这种战略目标粘合在一起的。阿拉伯世界的这一战略目标也与苏联在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不谋而合。

　　 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复兴党到了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政变上台之后，便开始了其向实用主义的转型。哈菲兹的政变，为叙利亚取得了相对的政治稳定。与早期复兴党相比，哈菲兹更为倾向于中间偏左的道路。在军队与政府的双重支持下，哈菲兹在人民议会（People’s Council）中建立了一个民族联合阵线（National Front），其中包括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工会代表等。这就消除了来自这些可能反对哈菲兹执政的左派力量的威胁。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反对哈菲兹政府以及复兴党执政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来自城市中下阶层的

　　 逊尼派穆斯林，在日渐强大的瓦哈比主义影响下，在1976年与1982年间不断在叙利亚境内制造恐怖袭击。1982年哈菲兹对发生在哈马的伊斯兰起义的残酷镇压，更是在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当巴沙尔·阿萨德2000年继承其父哈菲兹·阿萨德，成为复兴党党首、叙利亚总统、武装部队总司令之后，开始着力于在国内实施政治与经济改革，巴沙尔甚至开放党禁并释放了一批政治犯，以求能够缓和同欧盟及美国的紧张关系。然而，被解禁的政党并不包括在1980年之前被查禁的穆斯林兄弟会、叙利亚共产党等。此外，政治方面，巴沙尔开放境内政党选举。但同时规定，政党的助选活动经费不得超过300万叙利亚镑（约合35万元人民币）。同时规定，参选政党候选人不得接受经济资助。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复兴社会党的竞争对手，并同时也限制了大量接受海外资金的穆斯林政党。正如执政后期的卡扎菲一样，叙利亚政府也选择以一种更为缓和的态度解决与西方的对立态势，试图淡化民族主义建国政治话语中间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倾向；在国内政治方面，也逐渐开始采取开明姿态。

　　 在今年2月26日举行的宪法公投便是这一系列开明政改的举措之一。这场在去年夏天便开始筹划准备的修宪活动，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一条，便是修改原有宪法第八条款。新提出的宪法草案取消了保证复兴党一党执政的特殊地位，而将多党民主选举正式写入宪法草案。同时，修订的宪法还希望能够改变复兴党少数派执政的形象，而规定了“总统必须是穆斯林”的条款。这一举措明显是希望获得境内大量逊尼派穆斯林的支持。

　　 在经济方面，2006年起，叙利亚便开始接受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导的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其中包括缩减预算、降低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控制、控制工资增长幅度、私有化改革、降低私有企业税率、引入消费税、开放外资等。这一计划声称，2006年发生的石油价格增长是短期的浮动，国际油价长期走向则总体倾向于滑坡。出于经济发展与国内稳定考虑，叙利亚在上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搁置与以色列针对戈兰高地的领土争端，搁置与土耳其的边境问题，并开始关注国内的现代化发展。作为一个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政府，叙利亚在阿萨德家族治下，也倾向于淡化宗教意识形态。但正像所有石油输出国家一样，叙利亚经济整体面临单一化的问题。石油红利一直是叙利亚国内稳定的关键支柱之一。出于对于未来发展的恐慌，叙利亚2006年公布的新的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基本全部接受了IMF所提出的改革计划。但自2005年开始的国际油价飙升并未像IMF报告中预测的那样，在2006年短暂放缓后迅速下跌。相反，油价持续上升，在经历了2008年末的短暂暴跌之后，国际油价又迅速突破100美元大关并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上下。相比2006年，如今的原油价格已经翻了将近一番。

　　 虽然石油红利效应在叙利亚并未因为IMF错误的预测而产生太多变化，但是在其他方面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却为这个世俗化程度很深的阿拉伯国家埋下了不安的种子。相比其他海湾与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在1963年军事政变后，便开始实行世俗化的统治。包括穆斯林律法（Sharia）在内的各类宗教律法仅适用于境内各个宗教社群聚居地。这一特点则为其现代金融银行改革提供了基础，也为海外金融资本与金融资本私有化创造了条件。穆斯林律法禁止食利，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内，其银行仅提供所谓“伊斯兰银行业务”（Islamic Banking）。由于无利可图和政府监管，大规模的国际金融资本运作相对在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境内的影响微乎其微。此举保证了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内银行资本的相对独立性。而叙利亚在2006年开始的大规模银行私有化改革，则为海外资本大规模进入提供了条件。在这众多海外资本中间，来自沙特与卡塔尔的主权基金投资也不在少数。这同时也为2010年开始的境内动乱，提供了相对便利的资金流通渠道。

　　 反对派阵营的性质

　　 自1963年复兴党军事政变上台之后，作为一个少数族群的政党，它便不断受到来自逊尼派穆斯林与伊拉克移民等的挑战。1964年在哈马发生的暴动，便是直接由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领导的一次重要反抗运动。在此之后，叙利亚境内1967年、1973年，1976-1985年，持续不断地发生由逊尼派领导的针对复兴党领导的武装暴动。其中，1982年在哈马的武装暴动则几乎将叙利亚推向了内战的边缘。在哈菲兹·阿萨德对这场武装起义进行铁腕镇压之后，复兴党针对逊尼派穆斯林开始改怀柔为压制。这一政策，即便在叙利亚1990年代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之后也未发生动摇。

　　 这种针对反对派的强硬政策，使得叙利亚境内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反对势力分崩离析。特别是在1982年的流血镇压之后，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主的反对派势力开始纷纷流亡海外。穆斯林兄弟会内部也主要分裂成为两派，一派基地在英国，主张温和的政治抵抗；另一派流亡伊拉克，仍旧保留其军事组织。此外，在德国、美国、约旦等国家，都有这时期流亡出来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组织。这一时期流亡海外的叙利亚反对派，主要包括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叙利亚共产党、叙利亚库尔德人政党等，这些流亡政党在很大程度上组成了目前叙利亚流亡海外的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国民委员会的雏形。

　　 叙利亚国民委员会目前共有230个成员党组成。除了几支在1980年开放党禁之前流亡的老牌反对派之外，其余都是新近成立的叙利亚反对派。这些反对党中，甚至有不少反对党领导人来自于现任阿萨德政府内的异见阵营。与20世纪中期叙利亚境内由于暂时政治与战略目标一致形成的同盟一样，叙利亚国民委员会除了希望推翻阿萨德政府领导之外，并不享有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甚至在是否需要武装推翻阿萨德政府这一基本问题上，委员会内部不同党派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另外，与利比亚过渡委员会不同，叙利亚国民委员会的组成成员全部来自海外流亡人士。因此，一组织在叙利亚境内完全缺少必要的支持和社会影响。

　　 另一支在暴乱时期形成的反对派联合阵营是民主化改革国家合作组织（National Co-ordination Body for Democratic Change）。这一组织的明确目标是寻求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以求推翻阿萨德政府。2012年1月，在一份该组织和国民委员联合向阿盟提交的声明中指出，该组织明确拒绝一切来自外国对于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但并不将其它阿拉伯国家视作“外国”。该声明还提出，在阿萨德政府倒台之后，叙利亚应成立联合过渡政府，寻求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形成更为紧密的兄弟关系（brotherhood）。这一组织成员主要包括叙利亚的库尔德反对派，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由于主导叙利亚反对派的两个重要组织都具有非常明确的逊尼派穆斯林，甚至是更为极端的莎拉非主义影响，因此，这也就使得叙利亚境内包括基督徒、德鲁兹派等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包括逊尼派穆斯林社会上层，都对这场所谓试图推行“民主化”政治的暴动持保守观望态度。对于这群人来说，这场主要由社会下层激进逊尼派穆斯林主导的反抗，更像是一场暴动。在世俗化的叙利亚，社会中上层人士的宗教自由、经济自由得到了来自阿拉维派阿萨德政府的保护。而相比，在“革命”后的埃及、利比亚，甚至是突尼斯，相对保守的穆斯林政党很快上台的情形，也令大多数习惯了世俗化政治的叙利亚人感到不安。

　　 此外，在这两个主要反对派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政见差异，反对派内部，由于其成份为大量不同时期、因不同原因流亡海外的叙利亚异见人士，因而其政治目的也各自不同。这一点，在反对派内部就已经有了很明确的认识。民主化改革国家合作组织领导人哈桑·阿伯德尔·阿奇姆（Hasan Abdel Azim）在一份2011年10月发表的声明中便指出，反对派阵营应当尽量避免其内部分裂。虽然，在一个松散的所谓寻求叙利亚政治民主化的目标之下，这两派力量有暂时的合作关系，但两者之间，包括两者内部的分裂状况，却已然是事实。甚至由叛变军人组成的自由叙利亚军（Free Syrian Army）也在批评这两支由流亡政党组成的反对派组织里面，充满了阴谋家与国家叛徒。由泛伊斯兰主义穆斯林兄弟会主导的叙利亚国民委员会和由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导的民主化改革国家合作组织之间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与20世纪上半叶，在反殖民目标促使下，两种意识形态形成的战略同盟一样，都属于非常脆弱的暂时联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今天的叙利亚的动乱，更像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东变局的延续。其核心问题，仍旧是巴以冲突以及穆斯林世界与世俗政治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这两种矛盾，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其本质都是无从调和的。充满整个阿拉伯半岛及周边穆斯林国家的反犹主义情绪，连同逊尼派和什叶派根深蒂固的宗教冲突则是理解叙利亚周边地区区域政治的关键。

　　 在多方的压力下，阿萨德政府的倒台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即使阿萨德在这次危机之后得以继续存在，该地区的宗派与民族紧张关系，也会因这一次动荡而产生重要的结构变化。因此，与其继续纠结阿萨德政府执政合法性，不如讨论如何找到一个积极有效的方式，及时填补阿萨德世俗政府可能倒台之后在这一重要战略地带留下的权力真空，并迅速应对在该地区乃至国际上所产生的战略平衡变化。否则，这里将会成为21世纪的巴尔干火药桶。（ 作者系剑桥大学博士，现任教于阿联酋扎耶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