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都有病？

　　吴丹

　　[ “我们周围所有的东西都在增值，只有我们的人生悄悄贬值。世界一直往前奔跑，而我们大家紧追在后。可不可以停下来喘口气，选择‘自己’，而不是选择‘大家’？”朱德庸的质问，事实上可以概括《大家都有病》的病因出自何处 ]

　　去年年底，舞台剧《大家都有病》就已经在北京首演，并由此展开全国数十场巡演，但朱德庸却一次也没到过现场。

　　“不敢让朱先生来看，怕对不住人家。”田沁鑫虽被评价为“中国当代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新锐导演”，但她坦言，改编朱德庸的漫画难度很大，“以前排戏，我也有没底的时候。但不像这次没底得这么深。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排戏的压力会更大。”田沁鑫认为首演不及格，“还有完善的空间”，但京城媒体还是一片赞誉之声。毕竟，两位在各自领域极具个性锋芒的艺术家合作，总能制造出人们期待的火花。

　　3月28日至4月1日，《大家都有病》将登台上海艺海剧院。田沁鑫期望朱德庸能在上海站的演出中有机会到场观摩，看看自己的四格漫画如何在舞台上“活化”。

　　魔幻未来都市

　　田沁鑫一直说，朱德庸是跟自己气场相投的人。在《大家都有病》的漫画还未面世时，朱德庸就已经跟她聊到书名和大致内容，希望将其搬上舞台。

　　大家都有病，这是一个让田沁鑫很感兴趣的命题。“朱先生把未出版的电子版带到北京给我看，我也专程去过台北。”为了深度探讨这个命题下的当今社会状态，两人在北京相聚，又在台北聊天，“一起吃吃喝喝，很快成了好朋友。”光是剧本部分，田沁鑫就写了八个版本。

　　朱德庸的书中有两句话令她印象深刻。一句是“亚洲人先是被贫穷毁坏一次，又正在被富裕毁坏一次”，另一句是“这是一个一半人用正确的方式做错误的事情，另一半人以错误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的世界”。正是这两句幽默辛辣又有警示意味的话，让剧中人找到了基本定位。

　　朱德庸的原作没有连贯故事，只有一个个熟悉而又令人费解的“病人”形象——他（她）们是相约自杀的三兄弟、人格分裂的男子、刷卡成瘾的购物狂、焦虑的夫妻，以及杀手、应召女郎、保镖、心理医生等各色人物。对经验丰富的田沁鑫来说，难度正在于此，她要在看似散乱的漫画中勾勒出一个故事，又要在故事之外还原漫画的精髓。

　　最终，田沁鑫把最典型的病症都设置在一个可悲的小人物马尼（Money的音译）身上。“马尼认为自己有病。他被公司裁员，被女朋友抛弃，信用卡被冻结，又被查出患有重病。所以他选择自杀，这是唯一的、他可以主动做决定的选择。”田沁鑫说，这出戏的荒诞恰在此时发生，想自杀的马尼突然意外身亡，他在死神面前咆哮，为什么要剥夺他最后的主动权。死神平静地告诉他，因为他是第一百万个“顾客”，因此有机会重返人间，体验七种不同人生。

　　癫狂、文雅、魔幻，似乎都可以用来形容这个故事的不真实。对田沁鑫来说，这部戏呈现出的是未来都市，而非现代都市，“朱先生的漫画是幽默的，让你会心一笑之后感受到悲悯。你可以躺着看漫画，安静发笑。但剧场不同，你跟很多人在一起，那种感受会放大很多倍。”

　　我们都有病

　　“我们周围所有的东西都在增值，只有我们的人生悄悄贬值。世界一直往前奔跑，而我们大家紧追在后。可不可以停下来喘口气，选择‘自己’，而不是选择‘大家’？”朱德庸的质问，事实上可以概括《大家都有病》的病因出自何处。

　　小时候，朱德庸曾是自己笔下的病人。患有自闭症的他无法与人交流，唯一的世界就是绘画。他毫不讳言自己在忙碌的事业高峰期时曾产生自杀念头，走过死亡阴影，他总是强调“慢是治愈病的一种方式”。

　　“我也有过轻生念头。”田沁鑫说，对朱德庸笔下的那些抑郁症患者，她十分理解，“对于绝望的人而言，死亡不是恐惧的，而是非常好的解脱。人要是跨过那一步，就过去了，时过境迁，会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田沁鑫喜欢跟朱德庸聊天，不仅是因为他的有趣，更因为他身上存有难能可贵的孩子气，就像他笔下的“绝对小孩”。

　　“他像孩子一样澄澈，我能从他眼里看到只有儿童才有的光彩和灵性。”她说，哪怕朱德庸在谈论自杀，谈论都市心理隐疾，谈论人性的疯狂、贪婪与欲望，但他从不消极，“他不悲观，而是悲悯，是一种情感和情怀”。

　　在整本漫画中，田沁鑫最感触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人潮汹涌的大都市，一个人独自在电线上悠然自得地骑独轮车，底下是密集高楼和喧嚣车流。“一个人被挤到了城市上空的电线上，我看出了一种悲壮。这个人在拥挤都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高危空间，也是另一种心力交瘁。这是了不起的都市写照，让人在伤感的同时，也看到活着的一种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