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报告或引发第二次郎顾之争

　　世行报告引发“第二次郎顾之争”？

　　从不争论到理性之辩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重新激起了中国关于改革向何处去的思潮。尤其是当过去30年，不争论已成为一种思维习惯。以国有企业主导国民经济、强势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为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如何走下去？环球企业家专访陈志武、李稻葵、谢国忠、奥尼尔等数位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家               ——环球企业家编辑部

　　“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是对中国的一剂毒药！中国的国有企业不能私有化！”在世界银行举办的《2030年的中国》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自称是独立学者的人大闹会场。国企需要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是对于如何改革仍存争议，一些人担心如果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会重蹈苏联和俄罗斯的覆辙，会导致一部分个人攫取改革的成果，形成权贵资本。

　　这份由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报告提出了六条建议：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推动创新，建立与全球研发网络相连的开放型社会；促进绿色发展；为所有人提供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加强财政体系建设，改善财政可持续性；确保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方继续融入全球市场。

　　这份语气温和的报告的核心议题是，中国应推动全面的经济改革，包括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以往被视为“战略性”的行业，并整顿地方财 政。

　　但早在发布之前，这份报告就已经受到了一些官员的激烈反对。在形成初步报告后，财政部发文至相关各部委会签。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给予报告高度肯定，认为报告给中国教育及卫生医疗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唯有国资委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并就此给国研中心回函，逐条批判该报告，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国进民退，也不存在国企垄断，严重质疑这个报告的根据和结论。最终，《报告》根据国资委要求做出了大量删改。

　　这种争议存在已久。2004年，中国企业界和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管理层收购和国有资产流失。香港学者郎咸平和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最终演变成一场国内大辩论。

　　“郎顾之争”发生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企改革大背景下。前苏联及俄罗斯时期所进行的国企私有化改革，成了国企私有化导致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的样板，被国内外主流观点看作改革失败的典型。中国自国企改革之始，对国企改革中的私有化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形成权贵资本的争议一直不断，在学界和政府都有相当大的声音质疑中国的国企改革的方法。“郎顾之争”将这一争议推向高潮。

　　两个人的争议不仅成为当年最热的商业话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关键部分—国企改革—的行进方向。顾雏军于2008年被判十年入狱，在入狱之前他已经看到了国企改革方向的转变：由国退民进变为国进民退。

　　“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影响了政策的方向，从2005、2006年开始，国企改革的方向由‘抓大放小’、‘放开竞争’变成了国企‘做大做强’，最终导致了国进民退，国企的规模越来越大，垄断地位越来越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霍德明在接受《环球企业家》专访时说，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企改革由于缺乏完善的条件和步伐过大，确实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是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国有资产流失只是细枝末节的问题。

　　的确有一批大型国企日渐洗脱了过去那种效率低下、竞争乏力的色彩，从而崭露出一批看起来颇具全球竞争力的“新国企”。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中国的国有银行不仅无需国家救助，反而推出了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让中国经济迅速重回增长轨道。保守派人士认为，这场金融危机证明北京所走的经济高度集中并由政府控制的道路是正确的。

　　但这份《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提醒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面临在没有太多预兆的情况下快速放缓的危险，很多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一旦国民收入达到某个特定水平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急速放缓可能会令中国银行业和其它产业中的问题恶化，甚至可能引发危机。

　　市场对国有企业日渐积聚的不满，事实上反映了对推行全面经济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呼声。在最近一篇的《人民日报》社论中，文章甚至发出了严重警告：“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说，由于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便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既有市场经济因素、又有大量旧体制残余的过渡性的经济体制。它既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前进到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可能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吴给出了两点原因：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

　　吴敬琏进一步说，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经济活动，造成广泛的寻租活动基础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

　　许多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改革的呼声与中国经济决策者的意愿是一致的。正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人大记者会上所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围绕此话题，《环球企业家》遍访了包括陈志武、李稻葵、谢国忠、奥尼尔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经济学者，试图回答围绕国企改革的9个关键问题─

　　国企的竞争力是不是通过行政垄断获得的？

　　国企的利润应该用在哪里？

　　国企是代表内部人利益还是公众利益？

　　国资委代表的出资人模式是否是管理国企的合理模 式？

　　从1990年代到现在的国企改革是成功的吗？

　　是否有一些行业不能够放开竞争，仍应当由国企主 导？

　　以国企主导国民经济、强势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为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是否还能继续制造繁荣？

　　国企如果私有化，中国会滑向坏的市场经济吗？

　　国企的经营模式是否妨碍中国建立起彻底的市场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