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驯服银行业这头怪兽

　　■杨国英

　　 银行业暴利已成为今年两会的热点议题之一，虽然对此央行行长、政策性银行行长、商业银行行长均对此进行了程度不一、角度不一的辩解，但是这仍然掩盖不了我国银行业的暴利实质，更改变不了当下仍在持续的恶性盈利模式。

　　 我国银行业暴利所表现出的利差水平，并非某国有银行行长所言“大体是2.5%左右，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银行的利差是不高的，是偏低的”。因为，不仅当下我国银行业表面利差已高达3.0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3.5%，贷款基准利率为6.56%），而且基于我国银行业“只能上浮不能下降”的利差保护政策，真实利差水平起码在5%以上。以此而言，杨凯生行长所言之2.5%左右的利差，极可能是针对部分国企贷款的优惠利差，而非针对更广泛市场信贷的真实利差。

　　 我国银行业暴利所表现出的事实与否，亦并非某银行行长所言：“银行每年新增贷款7万亿，要按12.5%的资本充足率，银行一年的利润才1万亿，8000亿补充资本金了，大头都被政府拿走了。”因为一者其所补充资本金，并非如“税费”般被拿走，仍然属于银行的资本金，而且由其所衍生的存款准备金存放央行亦仍可获得相对净收益；二者以近3年为例，作为国有大型银行大股东的汇金公司，其现金分红比例不仅没有上升，而且陆续由50%降至45%，再降至40%。

　　 我国银行业暴利所表现出的根本原因，有多种因素，其中有一种因素存在很大的周期性。”因为，自我国银行业1998年启动改革以来，银行业的表面利差持续维持在3%左右、真实利差更持续维持在4.5%以上，已经不再是周期性，而是呈长期性趋势。而所谓“周期性危机所留下的亏损窟窿需要补上”则更不应成为搪塞借口，而应为之深刻反思。

　　 当然，在今年两会上，无论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相关采访时均表示，有必要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但是，结合我国银行业的双重属性，以及恶性盈利模式的现状，这仅仅是驯服我国银行业这头野兽的局部甚至是表象因素之一。

　　 欲驯服我国银行业这头野兽，首先必须对行政过度参与进行切割，让其充分回归市场属性。众所周知，在1998年启动银行业改革之前，我国银行业早已资不抵债，已经形成技术性破产状态，而其根本原因即在于行政力量的过度参与，从而导致“以支持地方建设为名”无原则地烂放贷款。而在1998—2004年中央财政高达近4万亿元的注资和坏账剥离，以及其后初步实现股份制改造并陆续上市之后，这种由行政过度参与所造成的银行业双重属性，虽然程度相对减轻、手法相对隐蔽，但是其本质依然没有改变，这亦是造成我国当下高达20万亿元地方债（含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府）的根本原因所在。

　　 让银行业充分回归市场属性，就必须让政府真正恪守出资人的股东职责，而不再违背市场规律，过度参与到银行的市场运营层面。而由此所引发的与“经济增长”对流动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则应由具备约束机制前提下的地方自行发债予以解决，而不是依赖于行政指令（或变相）的针对性信贷放松。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应在健全发行、分红、监管等机制的基础上，真正激活股票、债券、股权交易等直接融资市场，从而助推我国银行业向市场属性的充分回归。

　　 欲驯服我国银行业这头野兽，其次必须加速放开民间金融，从而打破我国银行业的垄断局面。民间金融开放的紧迫性，我们不仅可以从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所谓“非法集资”纠纷中直觉感知，更可以从当下民间市场利率与银行利率的严重背离中理性观察。可以说，我国银行业的高利差，以及乱收费等之所以能够持续不止，其关键之处即在于缺乏市场的有效充分竞争，而在相对僵化垄断的市场格局下，作为饱受垄断之利的当下银行业显然难有自我革新的动力。

　　 加速放开民间金融，并非意指无原则地加速，而是相对有序地加速。之于利率政策而言，长远必须实行利率自由化，减少政策层面的利率管制，短期必须先行放开贷款利率下浮红线，在此基础上逐渐放开存款利率的上浮红线。之于银行业分类而言，五大行基于系统重要性以及金融稳定所需，国有控股依然有必要相对保持，此外，长远必须放开其他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等国有控股门槛，逐渐允许民资加大持股比例，短期必须在将小贷公司纳入到金融监管的前提下放开其吸纳存款的禁区，并对已具规模且合规经营的小贷公司真正让其升级为村镇银行。

　　 欲驯服我国银行业这头野兽，还必须进行金融监管创新，从而改变我国当下监管错乱且相对失效的格局。我国银行业的监管错乱，可以从央行准备金率下调而银监会存贷比却不同步放宽中窥之一二，而我国银行业的监管失效，可以从去年多达3次的理财产品叫停（或收紧）最终却导致全年理财产品规模高达18万亿元（同比增幅150%）中明确得知。

　　 进行金融监管创新，需要在真实加强功能监管下实施，在此前提之下理顺当下错乱且相对失效的监管局面。当然，这显然亦不宜一蹴而就地应急施行，但可以在局部先行试点，比如对于致力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而言，可以率先尝试金融统一监管模式，在央行已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的基础上，通过“三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上海同样设立第二总部，进行相对放权的联合办公并先行尝试统一监管模式，从而减少当前分业监管所形成的错乱且相对失效的局面，并为全国范围内的相关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经验。

　　 驯服我国银行业这头怪兽，仅通过局部的突围显然难收其效，而是需要系统层面的顶层设计进行统筹。以此而论，这不仅需要驯服的路径，更需要驯服者的勇气。

　　（作者为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