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改变执政方式

　　

　　由互联网所代表的颠覆性技术会逐渐冲击旧有体制，从而诞生新政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协商决议机制不可或缺，而这就需要中立、公正和高质量的信息

　　【西班牙《国家报》3月21日文章】题：社交媒介和协商民主(作者美国《新观察季刊》主编、尼古拉·贝格吕昂研究所高级顾问内森·加德尔斯)

　　近期，尼古拉·贝格吕昂研究所组织召开了一场有关社交网络的兴起及其对管理和执政影响的公开讨论，很多专家参与其中。这场讨论中出现了以下几个重点：

　　启发变革

　　1.破坏阶段：颠覆性技术和进步危机。从印刷品到互联网所产生的“颠覆性技术”能够“扩张视角、提高记忆力和提升注意力”，也往往会催生“进步危机”，因为这些技术冲击了那些手握信息和权力的媒介和机构作为“保护行会”的地位。这些机构在既得利益驱使下紧握权力不放，同时坚持反叛。因此，变革的第一阶段通常是充满纷争和破坏性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自印刷品出现后欧洲爆发的多次宗教斗争。在这个阶段，变革的力量是离心的，也就是说，是星星点点分散的。

　　在我们的时代，社交网络的出现和共享网络的逐渐透明使得各个阶层都备受质疑，从各大媒体的垄断到各种头衔保护下的医学等专业知识，再到由武力支持的独裁权力等。那些能够适应这种新的透明度甚至还能加以利用的体制将是幸存者。而那些负隅顽抗并逐步失去民众信任和忠诚的将以失败告终。

　　埃及和突尼斯等国顽固不化的独裁者最终倒台，他们在这个时代是不堪一击的。那些更灵活变通的体制却能够更繁荣。中国的精英领导阶层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体系，但如果不能更多地掌握能够获得可靠信息的反馈循环，其失败也近在眼前。而社交网络可以成为中国政治机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助于改善政府的执政。

　　创造秩序

　　2.创造阶段：新机构的产生。首先，如果社交网络能够通过扩散实现降低信任度、瓦解权威、削弱各种制度，那么在重建的过程中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离心阶段后的下一个阶段将以重建和打造新的机构为特征，其基础将是政府的革新观念。纵观历史，要么是新的精英和等级制度与其他的执政团体和强势专家构成的阶层得到了巩固(金字塔型)，要么是启蒙运动后开始的近代史中形成的钻石型结构，即多数人不富裕也不贫穷，而各种纷争在法规的限制下变得仪式化，只限于法院、市场、科学和民主等领域。

　　与金字塔型权力分布结构不同的是，在那些精英和专家掌权的政府中，钻石型结构是在参与者“互相作用的妥协”下产生的。时至今日，社交网络产生的动荡对两种结构都造成了压力，因为更多的人正在分享同样的信息。金字塔型和钻石型之间与其说是替代关系，不如说是两个相关共生的结构。

　　面对这样的挑战，人类通常表现出两种反应：个体发生或种系发生。个体发生的活动通常通过集权化的机构来组织完成，旨在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而种系发生的反应是具有进化性的，就像细菌那样，没有任何预见性，根据环境形单影只地进行组织。其中的关系既对立又共生。当今的政治权威是个体发生的，而网络世界是种系发生的。人类社会的健康与否取决于两种趋势是否能达到平衡。

　　那么这种情况是否可能带给我们一种“杂交”的执政方式？没有唯一的答案。就目前的执政体系来看，局势的好坏取决于某种平衡能否运行良好。每个环境的情况不同，取得成功的前提也不尽相同。“一人一张选票”的原则就像精英领导阶级那样，必须能与环境相适应。总而言之，管理和执政是一个建立在运行基础上的开放的操作体系，只有最合适的才能不被淘汰。

　　其次，由于社交网络和共享信息在不断质疑精英和建立在各种资质和头衔基础上的精英领导阶层，未来很可能出现一种新的“灵活的精英领导层”，其中的成员会根据声誉和工作效率被不断替换，而不再是像从前那样的终身制。

　　第三，制度不可或缺。对于某些方面来说，以广大民众意愿为基础的权威是有益的，但对另一些方面来说却不是。前者中包括创新和抗议，后者指的是管理和执政。认为光靠那些由网友和“匿名专家”打造的散播信息的网络就能建立起一个以合理和吸引人的决议为基础的社会不过是自由主义的幻想。

　　华尔街的衰落是由那些金融专家散播信息的网络导致的，而能够拯救它的却只能是美国政府。

　　（责任编辑：林秀敏）

　　

　　推进民主

　　3.民主、协商和智慧大众。首先，现代民主所面临的执政危机皆因“缺乏协商”所致。协商对于民主产生集体智慧决议而非蒙昧政策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如果没有能够预估后果、在相互让步中达到平衡的协商决议机制，社交网络只能起到召集参与和信息发布的功能，其作用也将仅限于鼓舞那些“懵懂大众”。

　　社交网站巨大的参与能力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将“懵懂大众”变为“智慧大众”。“推特”网站和“脸谱”交友网站对于激发少量有准备的人群采取行动是有效的，但对于推动协商进程和达成一致却并不奏效，这些需要的是智慧的决议。

　　将协商调查转移至网络空间或将有助于推动“懵懂大众”成为“智慧大众”。从加利福尼亚到中国和日本，再到欧洲，世界各个角落的网上调查表明，广大民众并不像政治精英们那样极化。尤其是在美国，亟待解决的要务常常迫使政治家们走极端。不过，共识往往是在公民们处于一个善意的非政治化环境中才能达成。也就是说，除了主宰选举的拉票机制外，公民们有渠道能够了解相关数据以及与持不同观点的专家进行沟通。

　　其次，无论透明与否都无所谓好坏。过度透明很可能破坏协商机制的稳固性。这是“开放产生的自相矛盾”。如果协商调查要求一些“非政治化空间”，那么协商制度就需要适度的不透明以保护其由绝大多数人得出的决议。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最高法院和美联储并不是“透明的”机构。

　　不过，各种协商机构必须经常打通反馈循环，以免成为井底之蛙，应当通过人员的轮换实现周期性的自我充实。

　　反馈循环

　　4.信息的中立与货币化。牢固的协商机制的基础在于中立、公正和高质量信息的存在。不过，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相同程度的政治化和极化的政治生活。正如在民主社会中各种要务会产生极化的政治立场，针对市场的“货币化”信息污染了信息的客观质量，而将着眼点集中在销量上。比如那些只抛出有利于自己群体观点的博客，其提供的信息并不是适合传播的。

　　社会学家的一些预见目前已经成为了现实，更大的带宽将信息进行条块分割。关注信息与协商执政间已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或许有一天，对信息的“关注值”能够形成一种商业价值，但客观、中立和高质量的信息仍必须像今天这样以“完全公开”的形式提供。

　　5.民族国家。此次讨论多数集中在社交网络和民族国家间关系这一问题上。不过，很早之前我们就已经明白，民族国家对于全球性问题来说过于狭隘，对于地方问题来说又过于宽泛。在这样一个权力分散、互相关联的世界，寻找到一种自上而下，由城市到次国家水平的变革，而不局限于来自民族国家或世界性峰会，显得更有意义。尤其是在目前世界正趋向城市化，并出现了一些人口超过2000万的特大城市的情况下。这些特大城市是人们生活、工作、迁移和造成污染的一个网络的交点。这些城市中人与人之间摩肩接踵的关系进一步推进了反馈的进程，社交网络密集的反馈循环能够打造更为智慧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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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林秀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