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探索新公益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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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世界上的很多社会问题，如教育、卫生、环保、扶贫、养老等等，都有着企业式运作的巨大机会。都可以采取，而且应该采取受益者付费的原则。然而，如果在这些领域完全以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来运营，因在这些领域市场竞争不充分，消费者信息不足等种种原因，企业有可能获得暴利，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更多的情况是，在这些领域利润率太低，没人愿意去投资，造成巨大的社会服务缺位，消费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多次公开提到的困扰。

　　因此，这些领域长期以来是由公益慈善组织来运作的。这又导致了另一个普遍性问题：投入资金不足--公益慈善对于投资者来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是一种捐献行为。这就极大地制约了资金的流入规模。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种新型的模式--"社会企业"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

　　我们先看一下关于社会企业的各种关键词：盈利、公益、民间、商业。

　　有声音认为，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亦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而是透过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它们所得盈余用于扶助弱势社群、促进小区发展及社会企业本身的投资。它们重视社会价值，多于追求最大的企业盈利。

　　汤敏则告诉记者，太多的解释过于学术化，社会企业是指那些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的，而以解决某些社会问题而成立的企业，换句话说就是用企业的方式做公益。

　　然而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打着慈善的幌子来追求企业更多的"剩余价值"，是部分人对"社会企业"比较直观的定义。

　　事实上，社会企业首先是个企业，它也在盈利，至少要自负盈亏，保证企业能长期可持续运转。从这点上看，它不同于全部依赖于捐赠的一般公益慈善机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社会企业以企业方式运营，但它又不以盈利为最大目的，股东投资的目的以及对它的绩效衡量更重要的是解决某些社会问题，而不是赚大钱。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它是一个两不像。

　　在中国已有试水经验

　　郭小牧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主修特殊教育学和心理学。这个专业背景让她尤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加入了国际组织奥比斯设计的"中国培训网络"项目，负责项目的监控与评估。

　　据了解，国际奥比斯是享有盛誉的国际人道主义发展组织，它以飞行医院的形式为眼疾患者做治疗，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培训临床医生，提高合作伙伴防盲治盲的能力，完成其预防失明、挽救视力的崇高使命。

　　“中国培训网络”让郭小牧积累了基层工作的实践经验，也直接孵化出她的社会企业。2006年初，“新途”开始独立注册，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成立，实现了从项目到机构的“身份”转变。无意间，担任“新途”负责人的郭小牧为中国社会企业提供了新的创立模式：起初可以在某个机构里以项目的形式存在，在特定领域开展工作，项目成熟分离出去，独立注册为新机构；而倚靠原有项目的基础，志愿者、项目执行人也积攒起项目运作以及机构管理的经验，顺利实现公益创业，能够比较平稳地过渡为社会企业家。现在看来，“新途”的创立者是极富先见之明的。

　　运转5年后，郭小牧总结经验认为，“新途”筹资有两种途径：一是寻求国际基金会的帮助，通过申请一些基金会或者国际组织的项目，来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另外一个是向企业筹资。郭小牧发现，第一条路越来越不好走。“因为基金会自身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导向性，而且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大，国际经费向中国分配的越来越少。”

　　那么就需要动员国内的资源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主要办法就是向国内企业筹款。郭小牧认为，企业家们回馈社会的意识已愈加强烈。

　　同时，“新途”也着力在国内营造了两个市场：一是筹资市场，它要不断和社区互动；另一个是使医疗机构具备从多渠道筹资的权利，而不是仅仅等着政府拨款，或者赚老百姓的钱。“新途”则在这两个市场中起到平台的作用，形象地说就是“中间商”。比如在做有关白内障的“海南光明行”项目时，“新途”做整体干预项目的规划，并向海南航空公司筹资，合作伙伴、医疗技术方面的执行方是五指山眼科医院。

　　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新途”在核心项目上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比如筹建了“老年宜居社区建设”项目，3年内在三林镇设立一个社区医疗队、组织十次义卖、百次社区电影、千人健康社区义诊、万人健康签名，请健康专家走进社区，为外来流动人口解答他们遇到的生活和健康难题。

　　这样的思路，在目前中国的公益事业界是相对超前的，为社会企业的多样化提供了样板。因此，在2011年“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评奖中，“新途”获得南都社会企业自我突破奖，奖金20万元。

　　成立社会企业交易所

　　社会企业也能上市吗？此前，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美通无线公司董事长王维嘉曾讲到，从投资到上市、退出之后再循环，这样一套资金的生态系统也应当适用于公益投资领域。而汤敏则介绍说，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公益投资社会企业有其特定的公益股票交易所，用以实现投资的回报。“例如英国就正在筹备一个社会企业交易所，由英国政府专门出资设立。而在新加坡，类似的社会企业交易所已经开始企业上市交易。”

　　在中国，社会企业上市的方向与方式仍在不断讨论与实验当中。汤敏认为，让社会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在我国也有一定的难处。一是我国的社会企业本身还不够发达，少有的几个社会企业还刚刚起步。整个社会对社会企业还不了解，投资者对这一新领域认识也不足。二是我国的资本市场忽悠的太多。近年来，各类的产权、期权、商品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有关部门正在大力整顿各种交易所。新的社交所似乎是生不逢时。

　　“不管怎样，当务之急是推动更多的社会企业在中国出现，让已有的社会企业能做强一些，做大一些。”汤敏说。

　　关注公益创投项目的肖晗是一家据称前期规模达1亿元的本土化公益创投基金——岚山社会基金的合伙人之一。这家基金的成立是因为看好金字塔底层的人群中潜伏着巨大的市场。而时下，在中国上空盘旋的热钱们大多还是聚焦于围绕发达地区以及高端人群的项目。据肖晗介绍，岚山基金的其中一位合伙人正在天津积极筹备一个中国式的OTC（场外交易市场，又称柜台式交易市场）。不够条件在主板上市的社会企业可以先在OTC上市，待时机成熟之后再转入主板。“公益机构可以先通过这个灵活的渠道，给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融资的渠道，这样一来，上市门槛就低了许多。”肖晗补充说。

　　定制本土化规则

　　汤敏表示，我国的社会企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吸收小投资者。由于交易所本身具有民间自发性，因此，在早期阶段，完全可以通过俱乐部的方式来交换投资股债权，比如说，我们可以组织一个《中国企业家》社会投资俱乐部，订出自己的规则来。待这个市场做得大一些了，可以与某个地方的产权交易所合作，在他们那里开个社会企业板块，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场外交易。

　　那么，这个看似自娱自乐的社会企业家投资交易俱乐部要有哪些基本规则呢？

　　汤敏认为，一是实行双指标原则。进入这个交易所的企业，不但要有透明度，还要有双指标，即财务指标与社会影响指标。社会影响的指标要能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社会企业有统一的衡量指标，以反映出它们对社会的不同影响，并能够在企业间加以比较、排序，以便投资者的选择。

　　二是实行股东不分红的原则。关于社会企业有各种定义，但其中共同的一点就是股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为防鱼龙混杂，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出现，投资者最多只能拿回本金加上投资期的等值存款利息。这样，就能使投资者得到与把这笔钱放进银行中一样的回报。

　　“当然，投资者要承担这个企业垮台的风险，要谨慎地挑选那些好的社会企业，这也就是与把钱存进银行最大的不同。在投资中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又没有高额财务回报，这体现出社会企业投资者对社会的一种奉献。”他说。

　　人们说：“太阳总在有梦的地方升起，月亮也总在有梦的地方朦胧。”中国会有自己的社交所吗？会有的，但目前还是在梦中。

　　用经济的手段完成社会的公益和完成社会的使命，也许这是一个创举，也更是一个创新，相信社会企业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