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金融国资委将殃及利率市场化

　　本报记者 王敏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明确表示，关于组建金融国资委的事情，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研究中。此言印证盛传已久的组建金融国资委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在既有金融垄断尚未破冰之前，金融国资委有没有必要组建？利弊如何权衡？在现有一行三会上，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协调机构？带着这些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组建有无必要？

　　 《中国企业报》：近期，关于组建金融国资委的声音又浮出水面。两位对此有何看法？

　　 孙立坚：先撇开谁来组建和叫什么名字不说，如果从出于协调的功能出发，我个人认为，金融国资委确实有它存在的必要。

　　 我们已经注意到，整个金融业务的改革，实际上涉及方方面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协调一行三会的专属机构，大家都从自己的利益来考虑的话，工作就很难推进。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央行认为货币量太大，要收紧银根；而证监会可能认为，一收紧银根，资本市场的资金有可能被抽走，其繁荣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个人一直感觉需要一个协调一行三会的机构。

　　 从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金融国资委更多是从监管国有资产的角度考虑的，由国家来对金融资产在交易过程中的风险进行防范，从而来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但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很有风险。如果权力更多地集中在一个部门，就会让人担心有权力寻租问题的产生，而且寻租本身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不知它能不能管事，毕竟一行三会有各自的职能分工，现在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上面再多一个管理者，可能会出现由于行政管理色彩太浓造成下属部门无所适从等问题。

　　 当然，中国的金融改革是一种增量的改革，是在现有基础上的改革，而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调整，都可能会产生成本。到底是收益大还是成本大，这是组建金融国资委应该强化考虑的问题。而不应该是产生“把权收到手，让大家都要听我的”这样一种局面。

　　 所以，我个人觉得，金融国资委更多的应该体现一种协调功能，应该站在国家发展的高度和客观的角度，协调各部门的利益，而不是一种部门利益的集中，从而进一步增加扯皮。

　　 郭田勇：国务院调查研究的事就一定要推出来吗？我个人认为，金融国资委的成立是大大没有必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首先要看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最近10多年来，政府的功能越来越强大，管的事越来越多，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进行反思。不能因为有一点什么事，就一定要成立一个政府机构，要从改革的大方向来考虑。

　　 从长远来看，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应当是金融业发展的主流，而不是国有资本。要看金融资本演变的趋势是什么。

　　 再者，从现有的国资委来看，“管人、管事、管资产”，这种带有行政色彩很强的管理方式，整个社会的认同感并不太强。

　　 从金融业来看，现在的管理机构也不少了，一行三会，都有监督管理的职能，是不是还要成立一个新的金融机构呢？这有待商榷。

　　 国有银行改革以后，成立了中央汇金公司，借鉴了世界上先进的管理方式，比如说新加坡淡马锡的管理方式，以公司化、市场化的方式来行使出资人的职责。我们认为，这应该是未来改革的方向，而不是马上设立一个政府式的金融管理机构。

　　 从金融国资委来讲，如果给国有银行什么政策，而对没有国有股的银行比如说民生银行等就不给政策支持，就会是件不公平的事。在这点上，还是需要考虑整个社会的感受和市场的公平性的。

　　 而且，成立金融国资委，说是要协调，其实会造成协调更困难的情况。

　　释放何种信号？

　　 《中国企业报》：据悉，新机构拟由国务院直属，以前由中央汇金公司、财政部金融司以及银监会和央行等机构对于金融企业的管理权限，将集中起来统一归并到“金融国资委”。这和时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有无矛盾？

　　 孙立坚：我感觉，将要成立的机构，其焦点问题应该是放在防范金融资产流失的问题上了。也就是说，在金融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跟外资机构合作的过程中，金融资产怎么管理国家更多考虑的是金融安全的问题。

　　 在已经有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情况下，按道理来讲，实际上不需要新的机构，三会的其中一个职能就是保证国家金融资产的安全，但现在又牵涉到汇金公司和财政部的金融司，设一个凌驾于之上的一个机构，难点在于怎么判断哪次开放或者交易带来了金融资产的流失，我们的管理大多还停留在事前管理，真的到了事后流失的时候，任何管理已经没有意义了。

　　 事前管理如果又多一个“婆婆”，做什么事情都要层层上报，效率就会大打折扣。而金融交易又具有多变性，是最讲效率的，否则，利润就有可能转瞬即逝或者大打折扣。

　　 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样的交易会导致金融资产的流失，这个标准是很难制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寻租问题，还是互相扯皮的问题，都会影响金融效率。而没有效率，中国的金融要走向国际是很难的。

　　 实际上，在寻租和扯皮的过程中，都会变相造成金融资产的流失。

　　 但是，我个人认为，在金融发展到今天，在一行三会上面，确实应该有一个部门，从国家大局出发，来协调各部门的利益。

　　 《中国企业报》：如果金融国资委成立，在已有的金融垄断还未解决的情况下，会不会产生新的金融垄断？

　　 郭田勇：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政府是个裁判员，不是运动员，应该公平。如果成立一个金融国资委，是不是还需要成立一个非金融国资委啊？

　　 孙立坚：在金融开放度很小的情况下，是不需要金融国资委的。我个人认为，金融国资委的成立，是我们国家的金融要大踏步改革的信号。在经济改革相对成功的条件下，接下来，中国要进入金融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金融可能会受到外部强烈的冲击，这个时候，金融国资委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在这方面，我们在上海感觉很明显。比如说去年，银监会批准成立的中国第一家科技银行，叫浦发硅谷银行，是美国的硅谷银行和上海浦发行的合作，地点设在浦东；证监会也批了一个，外方是花旗银行，名字上写的是证券公司，实际上从事的是投行业务，把银行带进资本市场。此外，还有一家是保监会批的。相比过去，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最担心的是会产生严重的权力寻租现象。后遗症就是可能管的东西太多，权力太集中，造成民间金融的受限和金融效率的低下。

　　 《中国企业报》：国外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

　　 孙立坚：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职能部门体系。美联储相当于我们的央行，FDIC相当于银监会，还有一个类似于我们的证监会的部门。美国有成熟的存款保险制度，它的保监会级别比较小，有的功能在FDIC里。没有一个凌驾于各职能部门的总机构，各职能部门的界限和独立性是非常明显的。

　　 美联储要决定货币政策时，其它机构比如说FDIC是没有发言权的，也根本不可能参与进来。美联储根本不需要跟它协调，这是法律赋予它的独立性。而FDIC要处理银行违约的时候，要提供一些保险资金的时候，也都由自己来决定，不用跟美联储打招呼。

　　 在职能清楚、游戏规则透明的情况下，大家都依法办事，就不会出现协调上的困难，也就不用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协调。

　　 它的宝贵经验是，不是层层设立机构，而是把每一个机构的职能和所履行职能的标准和条件设定清楚，而且透明化，让整个社会来监督，没有寻租和打擦边球的可能。

　　殃及利率市场化？

　　 《中国企业报》：有专家担心，利率市场化刚刚有了点端倪，金融国资委一旦成立，会影响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两位如何看？

　　 郭田勇：金融国资委代表国有银行的利益会多一些，假如它作为一个利益代表者，不同意金融改革开放，就更难办了。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成立机构跟利率市场化一点关系也没有。实际上，我过去也讲过，存款保险制度是很重要的。西方国家包括美国，都是先有存款保险制度，然后再进行利率市场化的；像我们这种先有金融国资委，后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都是瞎扯。

　　 银行首先是企业，属于竞争性行业。不要什么都上升到国家安全、国计民生高度，因为这样，很容易沦为部门或者局部利益的借口。

　　 孙立坚：我个人认为，首先要改变金融市场全是银行的局面。中国的金融实际上都是银行，银行是金融资源最强大的地方，很少有资本市场。

　　 最近讲银行暴利，暴利的背后其实是国家为了给它接下来的改革打基础，国家允许它不给股东分红，同时在前一段时间，银行大量地去借贷房地产资产和地方政府的信用平台，流动性出现了问题。近期又给汇金公司大量注资，这都是为了准备接下来的银行业全面改革。比如说不能让它再靠扩张贷款的规模，去拿息差收益。过去虽然拿了息差，但资产质量不高，严重地受到房地产调控的影响。

　　 接下来将让银行大力发展中间业务，然后就是利率市场化。也会为了提高银行的竞争力，为了让利率找到合理的水平，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中国企业报》：有专家提出，与央企等实业企业相比，金融资本更加复杂，专业性更高，对监管能力的要求很高。您认为应如何管理比较好？

　　 孙立坚：我个人建议，金融国资委不要去管具体的业务，业务让专业的行会去管。金融国资委要管的是外强内弱问题真正出现时，怎么样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外。对内应该由一行三会来管，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一行三会的专业化程度已经很高。它要做的是对一行三会提出的问题做出反应，而不要把事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它的职能范围就是在突发状况下进行决策判断，一般的能做不能做的东西它不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