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老祖母“正在实现的梦”

　　55年后，“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带着她的照片和旧书、项链、玩具等小物件重返中国，“我感觉自己在做一个正在实现的梦，”瓦尔达说，“所有的东西都做了一次回归的旅行。过去和现在相处得很好。”

　　周舒

　　阿涅斯·瓦尔达（Agnes Varda）很娇小，在一拥而上的记者和崇拜者们的包围圈中，经常就只能看到她的头顶。她永远都是波波头，银色和栗色两个颜色的头发界线分明，乍一看好像一只巧克力冰淇淋。

　　“我现在已经开始遗忘了，我的女儿给我写了很详细的日程，以防我忘记。”已经年过八旬的瓦尔达，这次来中国，是为了展览“阿涅斯·瓦尔达的海滩在中国：1957~2012艺术创作全回顾：电影、摄影、录像装置”。此展览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CAFA）举行，与此同时，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百老汇当代Moma影院等地则举行了她的电影回顾展映。这也是“2012年中法文化之春”系列活动中的重头戏。

　　这次的展览中，除了摄影作品，还可以看到瓦尔达的装置录像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是她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中国之旅留下的照片，以及用这些照片为素材，专门为中国的展览而制作的装置“中国门”，红色的传统中国门楼里，有那个年代留下的照片。这些照片是1957年她拍摄好之后，第一次正式面向公众进行展览。这次展览，是在她1957年的中国之旅以后，就一直念兹在兹的愿望，“我感觉自己在做一个正在实现的梦”。

　　在展厅一隅，有个像火车车厢一样的房间，照片之外，还展出了瓦尔达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之旅带回法国的东西，“所有的小物件，旧书、项链、影像和玩具，都的确是55年以前我从中国带回巴黎的。这一次，所有的东西都做了一次回归的旅行。在这间展厅里，过去和现在相处得很好。”瓦尔达说。

　　那时，瓦尔达作为中法职业协会组织的中国访问团的摄影师来到中国，“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后来我和翻译两个人单独展开了自己的旅行，我坐过火车，还有长江上的船，我们去了很多地方，重庆、云南、武汉……我想我看到了中国最真实的一面，这些照片是我的见证。”她与中国，这些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那时是摄影师，背着很重的器材，就好像骡子一样。今天我不用再背那些东西了，我被大家宠爱着，这种感觉我也很享受。这个国家已经完全改变了，我认不出我曾经来过的地方。”

　　当时的记忆仍然美好。“那时我去过的有些地方，可能从来没有外国人去过。但所有人对外国人都很友好，他们对我的鼻子很感兴趣，有的人甚至会来戳我的鼻子。”中国人给她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她拍摄了一个练习杂技的小姑娘，拍摄了修建水坝的人们。“人们的数量非常惊人，集体的力量也很大。我在重庆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人一起修水坝，也见证了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人们集合在一起，看上去有无穷的勇气。”

　　“最让人兴奋的是交流，试图去理解，哪怕无法理解”，对瓦尔达来说，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始终让她充满了好奇心。在她看来，文化和艺术的交流，对于如今的世界很重要，“我们面对的世界有那么多仇恨和斗争，我反而觉得，如果能从文化上增加彼此的了解，人们就能够找到共同的情感。”

　　记录别人的记忆，

　　也记录自己的记忆

　　人们所熟知的瓦尔达，是“新浪潮之母”——尽管她自己对这个说法并不认同，是经历了几乎整个法国当代电影史的见证人，也是著名的摄影师。除了这些之外，她从2003年开始做装置艺术。

　　虽然已经84岁，但瓦尔达的举止还像一个少女般羞涩，在密集的采访和见面会间隙，她偶尔会轻轻依偎在女儿身上。

　　可一旦讲起话来，她的语气却非常坚定、沉稳。“那个土豆的作品，你看了以后感觉怎么样？”采访瓦尔达，记者的问题结束之后，就到了她的提问时间。但并不像课堂上的老师提问，而像一个慈祥的老奶奶讲完一个故事之后，期待听故事的孩子做出回应。

　　瓦尔达所说的是叫做《乌托邦之薯》的录像装置作品，那个作品在威尼斯双年展出现的时候，用了70公斤土豆，她出席双年展的时候还专门为自己做了一件像土豆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三屏幕的视频装置，最中间的屏幕上是一颗心形的土豆，慢慢发芽、变形、腐败。两边则有土豆的其他故事，色彩艳丽，好像土豆们都在跳跃一样。她认为这是土豆的另一种生命体验，“心形的土豆，就代表了感情，它们在镜头下面有了呼吸，这样土豆就不仅仅是我们的食物，不是简单的物而已。”她也不愿意用“腐烂”之类的词来形容那些“自由呼吸”的土豆，“它们这样老去，对我来说，有一种特别奇特的感情在里面”。

　　和这些生机勃勃的作品一起出现的，还有用贝壳装饰的一只叫茨古古的小猫的墓，镜头下的坟墓颜色斑斓，又忧伤又美好，“用贝壳做装饰，大概是我童年时候的记忆重现的结果吧。”瓦尔达的很多作品都关乎于记忆，《柯布西耶的露台》是她在自己50年代一张照片的基础上，找了演员重现当时场景的视频，在黑白映像与彩色视频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了。而《努瓦姆梯耶的寡妇》是她记录的一群寡妇的故事，主屏幕上是她们来来往往于海滩，旁边的小屏幕则是寡妇们各自讲述自己的故事，“在一个展厅里让很多寡妇的话语同时呈现，而且她们还都说着中文”。对于充满了好奇心的她而言，这很有趣，“我特别想知道来看展览的男人女人们，看到寡妇们说中文是什么想法”。

　　她记录着别人的记忆，也记录着自己的记忆，这次影展放映的《海滩》，是她自传性的作品。“我在里面重建了自己小时候的房子，童年记忆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她的电影和装置作品里经常出现镜子，但瓦尔达并不认为那镜子代表了破碎的映像，“我小的时候，家里有那样的镜子，我觉得用在电影里很好，就这样用了。”

　　“我觉得记忆是很重要的，你有没有经常和自己的长辈，比如说爷爷奶奶有非常深入的交谈呢？”瓦尔达摸了摸自己的面颊，“我现在经常觉得，要是当时和雅克（雅克·德米：她的丈夫，法国著名导演）谈得再多一些就好了。”她从来不会掩饰自己对已故的雅克·德米的怀念之情，他们之间真挚的感情在她的镜头和电影里都能看出来。很多人将她视作女性电影人的代表，但她并不将自己视作“女性主义者”，“我是一个独立的女性，我很小学习摄影，就是想从家里独立出来。并不是说家里人对我不好，所以我要独立，他们对我非常好。我只是需要独立。”

　　在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电影手册》前主编米歇尔·傅东看来，不循规蹈矩正是瓦尔达的独特之处。她没有受过专门的电影训练，而她的第一部电影《短角情事》却被视作“新浪潮”的开山之作。她和新浪潮运动的成员们也都很熟悉，从来不摘墨镜拍照的戈达尔也奉献了自己的无墨镜照，“他的眼睛非常美。”瓦尔达笑着回想戈达尔的无墨镜照。

　　多年后，被问及如何应对导演、摄影师和艺术家的多重身份时，瓦尔达回答说：“我始终都是同一个人，从来没有改变。”做装置艺术，不过是瓦尔达的一次新尝试，“我一直在考虑用其他方式来展现艺术的本质，如何用新的方式来展现我喜欢的声音、画面，这是我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