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需要大确性

　　祝乃娟

　　 近日，胡润研究院与兴业银行联合发布《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该报告称，中国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到270万人，平均年龄为39岁。亿万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约6.35万人，平均年龄为41岁。

　　 这些高净值人群在教育的倾向值得关注。据悉，85%的高净值人群有计划送孩子出国留学，这一比例在亿万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中则高达90%。其中66%考虑在中学和小学阶段让孩子出国。

　　 如果回顾一下去年10月胡润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那么就不会觉得以上结果有多令人吃惊。去年的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

　　 这表面与一些国家放宽移民政策（比如美国）相关，实际上却是一些富人正在选择“以脚投票”，寻找更好的环境。当然，那些贪腐的裸官另当别论。一些观点一味地将移民、送子女出国留学等现象归咎于外国放宽移民政策以“抢钱又抢人”是肤浅的。须知，账面上的财富并不一定会为个体带来幸福感，财富仅是一种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尽管富人与穷人相比，具有更大的财富和可支配的资源，但是，在一些公共品消费方面，他们面临相同的境遇。比如共同呼吸的空气、城市的排水系统、公共设施、食品安全，以及都要面临的政府政策等。但在教育、医疗等公共品方面（其公共品属性尚有争议），富人们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则可以通过金钱去改变自己所享受的教育和医疗等服务。

　　 坦率地说，这种幸福感的获得以及对生活境遇的规划，提示公共政策系统应该为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一种“大确性”，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在小说里说过，幸福就是小确定性，指那些容易获得、可以看得见的小幸福。可以这样认为，“大确性”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整体具有一种幸福感，是至关重要的，它在于一种法治得彰、纪律严明、鼓励创新、公共品丰富的社会环境，人们生活于其中有一种基本的安全感，并且对自己未来生活有所预期。而不是在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言必称希腊”。公共政策除了为富人和穷人提供一种相对公平的生存环境之外，还应该适当对穷人进行政策倾斜，因为穷人更容易呼吸到一些地方被污染的空气、更可能吃到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以及在教育、医疗等大山面前更处于弱势。

　　 此外，根据这项报告的结果，高净值人群与旅游、收藏、出国留学、公务机、家庭医生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坦白说，“慈善”没有成为这些高净值人群的关键词之一，令人遗憾。这暗示社会通往良性发展还需努力，公共政策也应该从此方面得到提示，在富人捐助、大力扶持民间慈善方面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