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打击”建不起医患和谐

　　□ 本报评论员 米鹏民

　　国家卫生部领导终于对3月23日发生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被杀”事件正式表态：严惩凶手、严厉打击残害医务人员的罪行！与此同时，卫生部还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履行好内部治安保卫职责，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做好治安保卫工作，确保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得到保护。甚至还具体提出，医疗机构要落实24小时安全值班制度，对门急诊、病房等重点科室、部位，实行24小时安全监控。要大力推动以人民调解为重点的医疗纠纷调处工作机制，维护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

　　很显然，我们不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悲剧，媒体正在为近年来发生的类似事件列出长长的“新闻链接”。随着“3·23”事件中死亡的医务人员王浩追悼会的举办，这一令人十分震惊和万分痛心的事件，很有可能就此淡出公众的视野，成为下一次新的恶性事件的又一条“新闻链接”。

　　真若如此，这是比“3·23”事件本身更令人痛心的结果，因为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没有收获教训。

　　在医院、医生没有明显过错的情况下，一个没有证据证明有精神疾患的复诊病人，在自己都没有直接面对医生，而是由其爷爷代为和医生沟通治疗方案的情况下，竟然“用水果刀追砍医护人员，致一死三伤”，其理由只是“他认为医生故意刁难不给自己看病，随即心生不满行凶。”

　　如果新闻媒体的以上报道都是事实，那么，从卫生部领导的表态到卫生部的通知精神，都不是对这一事件的建设性解读，也无法真正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更不用说促进建立和谐医患关系。

　　一方面，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凶手是有备而来、是预谋好杀人的，后来的事实也说明，凶手的杀人动机连“报复杀人”都算不上，只是冲进医生办公室见人就砍，并没有刻意寻找接诊医生。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凶手在听了爷爷对治疗方案的转述后，精神崩溃，产生绝望情绪。而他在行凶后自杀也证明了这一推理的合理性。对这种与医院没有纠纷、事前没有准备没有预谋没有征兆、甚至没有特定犯罪对象的随机性犯罪行为，除了可以“严惩凶手”，又该如何落实卫生部领导“严厉打击残害医务人员的罪行”的指示？

　　另一方面，在人满为患人人都可能变成凶手的各大医院，什么样的“24小时安全值班制度”、“24小时安全监控”措施，能够防止同类事件的发生？

　　卫生部领导之所以有如此情绪化的表态，应与“3·23”事件发生后部分网民的“冷血”表现有关——在某网站一个6161人参与的调查里，4018人对此表示“高兴”。媒体对这一“结果”的公开报道，毫无疑问极大伤害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感情。尽管如此，卫生部作为全国医院的最高管理部门，仍然应该从更有建设性的角度反思这一不幸事件，从根本上防止至少大大减少同类事件的发生，而不是说一通“严厉打击”的大话。

　　不论卫生部、医院、医生是多么的委屈，但有一个事实大家有不争的共识，那就是在医患之间，患者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自己得了什么病？只有听医生的。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只有听医生的。该怎么样治疗？只有听医生的。能不能治好？更只有听医生的……在地位和信息如此“不对称”的情况下，医院和医生必须负起更多的责任，特别是关心、引导、控制病人情绪的责任。这也正是医院的中心工作从“以治疗为中心”转向“以病人为中心”的意义所在。

　　如何关心、引导、控制病人的情绪，是一门非常复杂的患者心理学，绝不是普通医生用生活常识可以解决的，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比如，人在生病的情况下，其意志力、自控力，甚至理性、科学的精神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会判若两人，绝不能以健康人的一般状态看待病人。又比如，如何既让患者信任医生配合治疗，又不让病人对治疗效果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样是大学问，期望越大，失望越深。失望越深，精神崩溃的危险也就越大。再比如，如何对待病人对病情和治疗的知情权，同样要有科学依据。“3·23”事件中，病人就在诊室之外，却要由其爷爷和医生沟通并转述医生意见的做法是否科学，正是需要认真研究的“真问题”。

　　如果医院能够从“患者心理学”的科学结论出发，“对症”规范自己的一切行为，把病人的情绪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建立“医患和谐”才会有一个更靠谱的基础，才能走出患者抱怨医生态度差、医生抱怨患者素质低的怪圈。

　　问题是，我们有成熟、发达、可靠、科学的“患者心理学”研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