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经济复苏乏力 分析称下任总统或拒绝保守政策

　　

　　大国选举年的交汇，为各国保守或极端政治力量的共振提供了契机。在其他奉行保护主义转向的国家刺激和迫使之下，一国政策更容易滑向实施同样政策的泥沼。2012年，世界政经格局面临跌入竞争性保护主义囚徒困境的转折点

　　共和党的传统政策在本次萧条的背景之下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2012年2月20日，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的最热门人选、前麻州州长罗姆尼在家乡密歇根的谢尔比镇发表演讲，阐述自己的主张，批评竞争对手的政策。与往常一样，来自民主党的现任总统奥巴马是他抨击的主要对象。以前罗姆尼在选战中总是强调自己的商业背景。或许是主场作战倍感轻松的缘故，他开始批评奥巴马总统以“世俗议程”治理国家，损害了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结果提问中，他被反复问及宗教自由、堕胎、同性恋婚姻等方面的问题，这是罗姆尼此前极力避免发表见解的领域。好不容易把这些问题搪塞过去，却大意失荆州，栽在了颇为自矜的经济问题上。有人问其对赤字和债务的看法，罗姆尼信口回了一句，“如果只是削减，如果只想削减支出，那么削减支出就会减缓经济增长”。

　　此言一出，同为共和党的竞争者借此大作文章，宣称罗姆尼这个并不信奉“有限政府”的伪保守主义者终于露出了狐狸的尾巴。一贯反对共和党政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教授也揶揄道，“失言就是政治家意外说出的真话”。罗姆尼的竞选团队不得不迅速出来为老板灭火，宣称“州长的意思是，只有削减预算而缺乏配套的支持增长的政策，对于经济复苏是不够的。

　　作为共和党的竞选人，罗姆尼的经济政策主张一向恪守该党保守主义的传统，而与奥巴马当局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采取的扩大政府干预的政策势同水火。罗姆尼主张政府从经营领域退出，坚信唯有私人部门才能创造出数百万就业岗位。面对国内失业率高企、经济增长乏力的时艰，罗姆尼的应对之策有三：一是减税，二是节支，三是还政于州。罗姆尼主张将小布什总统的减税计划永久化，支持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5%降到25%，支持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家庭免交股息和资本收益税，支持取消房地产税。罗姆尼还主张通过减少政府管制来节省支出。他认为政府管制所费弥巨，他若当政，除非同时撤销支出更大的管制措施，否则决不实施新的管制。他还会推动旨在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为此不惜以降低医疗保障的方式来节支。对于失业和医疗保障及养老金不足等问题，罗姆尼建议由各州自己而非联邦层面解决。

　　罗姆尼的主张几乎是奥巴马政府全部政策的反向操作，大有“凡是奥巴马支持的一律反对”的味道。从竞选策略来看，这样做或有其必要。处于攻势的候选人要从选战中胜出，标新立异或许可能以险棋制胜。如果只是对现行政策亦步亦趋，选民就没有必要再去选一个陌生的面孔。但是，共和党的传统政策在本次萧条的背景之下显得格外不合时宜。诚然，减税曾经帮助里根政府度过经济衰退。但那时最高所得税率为70%，远非今日的30%左右可比。里根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供给学派的拉弗曲线。但即便拉弗本人也怀疑，税率在50%以下时减税能否促进增长。据说每减税1百万美元，由居民消费带动的岗位增加能达到4.6个。但是共和党反对的奥巴马政府的延长失业救济金政策，每1百万的支出能创造出19个就业岗位，这是因为失业者比普通家庭更倾向于花掉到手的每一分钱。企业所得税的减免对就业更是于事无补，过去几年公司大发民难财，但未见其扩大投资并雇佣更多工人，巨额收入被高管和大股东瓜分殆尽。至于废除奥巴马签署的《保护病人和支付得起的医疗法》，而将权责下解各州政府，在州政府本就面临缺钱裁员的局势下，基本就等于解除政府对于人民健康保险的保障承诺。

　　适当的保护主义或许能暂时平息骚乱不安的国内政治，过分的保护主义会打开经贸对抗乃至军备竞赛的大门

　　由此，美国大选面临三种可能后果。一是民主党的奥巴马继续当政，延续已有的积极政府的政策，扩大支出、刺激经济、创造就业，以待经济景气的回升。二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当选，但受国内经济与就业形势影响，更弦易张走上与奥巴马类似的道路。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据克鲁格曼披露，在罗姆尼的顾问名单上，哈佛大学的曼昆教授位居前列。尽管一直是共和党的旗手，曼昆却以新凯恩斯主义者名世。他曾直言，“如果为了理解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如果你只打算向一位经济学家请教，毫无疑问，这位经济学家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而后者正是扩大政府支出应对经济衰退思想的鼻祖。

　　实际上，执掌美国乃至世界金融体系的实权人物，大多与克鲁格曼一样，身上打着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印迹。例如，英格兰银行(英国中央银行)行长默文·金恩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1980年代初是MIT的同事，两人办公室比邻而设。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与伯南克都于1970年代末从MIT拿到博士学位，斯坦利·费希尔是他们共同的老师。后者2005年受邀加入以色列国籍并成为以央行行长。与德拉吉和伯南克大致同期在MIT博士毕业的还有希腊总理、前欧洲中央银行副行长卢卡斯·帕帕季莫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曾任奥巴马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前美联储副主席艾伦·布林德，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以及前智利央行行长何塞·德格雷戈里奥都曾求学于此。其他曾混迹于MIT的货币政策制定者还包括塞浦路斯央行行长欧菲尼德斯、印度央行行长苏巴拉奥，金恩的副手英国央行副行长毕恩等。这一网络如此庞大，以致世人有“MIT经济学家统治世界”之叹。而他们共同的鼻祖，MIT的宗师保罗·萨缪尔森，正是主张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的美国初代凯恩斯主义者。在凯恩斯主义正有用武之地的经济乏力期，就算最高领袖是观念上奉行小政府的共和党人，要绕开或消除这些实权人物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也十分困难。

　　第三种可能后果是共和党人执政并且强硬和不折不扣地推行了本党传统的保守政策。这种后果可能性非常之小，但其对应着的浩劫可能是美国和全世界都难以承当的。因为经济政策的失败，美国失业人数将急剧增加，“占领华尔街”之类的运动将愈演愈烈。保守主义的政策对降低本国经济运行成本无能为力，唯一的指望，是通过强硬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攻势，迫使其他国家不断提升本国的成本，借以凸显美国的相对竞争优势。保守主义的实质是牺牲多数、保护少数，同时让多数人相信，他们是在抵御外辱、保护本国。在这一点上，它们往往极具号召力。适当的保护主义或许能暂时平息骚乱不安的国内政治，过分的保护主义会打开经贸对抗乃至军备竞赛的大门。遗憾的是，在适当向过分升级的过程中，保守主义没有可靠的政治保险丝。

　　大国选举年的交汇，为各国保守或极端政治力量的共振提供了契机

　　尤其是，美国此轮大选之年，也恰逢其他数十个国家的选举，其中不乏法国、俄罗斯、墨西哥、韩国等具备区域乃至全球系统重要性的国家。今年，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持续发酵，经济增长同样低迷。对于过去几年致力于市场化改革的萨科奇政府而言，奉行社会福利主义政策的左翼的社会党竞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将是有力的竞争者。在这一背景下，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靠着取悦本国民众起家，在难以实现对民众的经济承诺时，归咎于外国竞争，依托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经济上的保护主义来夯实统治。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成为公认的最具竞争力的三位总统候选人之一，预示着负面情景的征兆。大国选举年的交汇，为各国保守或极端政治力量的共振提供了契机。在其他奉行保护主义转向的国家刺激和迫使之下，一国政策更容易滑向实施同样政策的泥沼。2012年，世界政经格局面临跌入竞争性保护主义囚徒困境的转折点。(何帆 冯维江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