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了名和利你就可以全心做教育了

　　马晖

　　

　　

　　 黎建球与辅仁，有着近五十年的“因缘”。

　　 上个世纪初，辅仁便同北大、清华、燕京齐名并称北平“四大名校”，王光美、叶嘉莹、史念海、周一良等人皆为辅仁校友。

　　 1960年，辅仁在台复校，新校址位于新北市新庄区，1961年哲学研究所招生，1963年设立三学院十系组，大学部正式招生，这所著名的私立大学得以薪火重续。复校五十载，辅仁更培养出为数众多的知名校友，遍布于台湾政治、学术、传媒及文艺各界。

　　 黎建球1949年随父母迁台，1963年入辅仁大学哲学系就读，1987年接任辅仁大学哲学系第六任系主任，1993年担任辅仁大学教务长，2004年出任辅仁大学复校后的第六任校长，连任两届，至今年2月刚卸下校长一职。他是第一位辅仁的校友校长，也是辅仁历史上第一位两届连任的校长。

　　 在黎建球任内，辅仁大学开设了教育学院、传播学院，辅大医院也破土动工。大学排名进入全球500强，在台湾私立大学排名第一。

　　 不过，对于这些年来的努力，黎建球有自己的评断：“我当校长八年，觉得最大的成就不是所谓的高校排名名次，也不是外边给学校捐了多少钱，而是让我们的学生有了荣誉感。”

　　 在他看来，办教育是需要一些理想的，教育不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而是为了解决理想的问题，“每天不做梦，都在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那是‘教育部长’干的活。”

　　 为此，他不断抨击台湾现行的学校评鉴制度不符合教育原则，呼吁改变大学过份强调通识教育的误区，强调辅仁要让自己的学生懂得如何去做一个快乐的人。

　　 马英九曾找他出任“教育部部长”，他直接拒绝，理由是“当你的下属很难讲真话，但是当你的朋友可以讲真话”。

　　 此次卸任校长后，他再次回绝了官方的邀请，“我说NO－NO－NO，好不容易义务尽完了，现在我要做自己的主人，到全球去走透透，发表一些演讲，办训练班，写作，70岁的人了你还要怎样？”话语间带着一份洒脱。

　　 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这位创造了辅仁大学历史上诸多第一的前任校长黎建球先生，请他从私立大学的兴办、通识教育的本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释。

　　 “最大的成就，是让学生有了荣誉感”

　　 《21世纪》：作为一所私立学校，辅仁现在的招生情况如何？

　　 黎建球：台湾是用级分来收生，75分是满级分，辅仁大概收到64级分的水准。在所有学校里，台大的最高级分是74级分，医科；最低的是62级分。我们最好的学生收到73级分，最差的学生57级分左右，平均起来大概是64级分。我曾跟台大校长开玩笑说，你收的是全台湾最好的学生，你怎么让这些学生在台大学习能够维持到全台湾最好，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我收的不是全台湾最好的学生，但可以让他毕业时变成全台湾最好。我常常鼓励我的学生，你们进来时可能不是最好的学生，但是你们毕业时可以成为最好的学生啊。你看哈佛每年有那么多的毕业生，但像林书豪那样的毕业生少之又少的。我当校长八年，觉得最大的成就不是所谓的高校排名名次，也不是外边给学校捐了多少钱，而是让我们的学生有了荣誉感。

　　 《21世纪》：说到捐款，像辅仁这样的私立学校经费主要的来源是什么？捐款能占到多大的比重？

　　 黎建球：我一年是34亿（注：新台币，下同）的预算，这个预算在台湾高校里也是很高的，大概能排到前5。学校经费主要来自三个部分：学生的学杂费，占总收入的50％左右；政府给钱，占到全部收入的2％，比例很小；剩下48％主要靠募款，这几年辅仁是台湾私立大学里募款最好的一所。我八年校长任上，大概募了15个亿，主要是向那些成为企业家的校友募集的。学校40多年来培养了很多企业家、银行家，很多大老板都是辅仁毕业的。我跟一个企业家校友募款盖医学院，他一次给了我1个亿，另外一个校友给了我500万美金，我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找来捐的。我就跟这些校友说，你赚这么多钱，你儿子也用不了这么多，学校里有很多像你儿子一样的孩子在读书，你就捐一点吧。我这个人个性也比较开朗嘛，不在乎去找人募款，也善用我的校友资源。现在，辅仁的经济状况大概是全台湾所有大学里面最好的一个，我们没有负债，还结余45亿。我刚出任校长时，前任留给我的大概有20亿。现在，我们正在筹建一所预算达40亿的医院，已募到35个亿。不同来源的经费，我们有不同的用途。现在学校靠捐款来维持学术发展，学生的学杂费就维持学校的人事费用，政府的补助就做政府的科研。政府一般不太信任私立学校，科研经费都会给到公立学校，即使公立学校做得再烂，它也会给公立学校去做。

　　 《21世纪》：政府出资2％会不会派人到校董会里？或是类似香港UGC（大学拨款委员会）？

　　 黎建球：不会，在台湾校董会是民间社团机构，属“内政部”管，不属于“教育部”管，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台湾也没有UGC，我们的大学更自由一些。政府对于大学的管理是采取评鉴的方式，有点类似内地的高校评估，是由“教育部”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机构来做，但是是“教育部”给钱。评鉴很严格，分为校务评鉴和系所评鉴，而且主管机构有个杀手锏，如果大学评鉴不过就要减招。对于私立学校而言，招生名额就是命脉，减招就是抓住了七寸，一减招学校就收不到学费。主管机构还规定，如果大学所有评鉴都过，就可以调整学校的学杂费。现在辅仁是全台湾评鉴所有都过的两所学校之一，连台大都没有全过。另外一所学校是逢甲大学，这个学校的校长也是我们辅仁毕业的。

　　 “大学不是搞通识教育的”

　　 《21世纪》：你在过去接受采访时多次表示，大学不是做通识培养而是要进行专业培养，这样的判断与当今世界大学强调通识教育的潮流完全背道而驰，你为什么有此判断？

　　 黎建球：在辅仁的理念里，我们认为通识教育是要在高中阶段就完成的，大学不应该来做通识教育，而是集中精力做精英人才的培育。如果现在将大学视作通识教育的平台，那就说明中学教育失去了意义。通识教育在中学阶段没有完成，只能是往后延，改由大学来承担通识教育的重担，那大学本来应该承担的专业教育呢？又会变成研究所来承担，无形中又往后延了四年，人才素养也会变得越来越低。所以在台湾我主张一种教育方式，而且被采纳了，就是“中学教育知识化，大学教育国际化，研究所教育专业化”。大学要培养这些孩子有国际眼光，准备为这个世界服务。可是现在我们大学还在干嘛？还在做在地培育嘛，那我在大学里进行专业教育就没有意义了。

　　 为什么伯克利、哈佛这样的美国高校都要做通识教育？他们的通识教育是为了补充学生所学学科的不足。比如你是一个工科生，学习内容只围绕着工科的转，可能导致你人文的东西不足，所以你要念念人文，但是这个人文主要是为了支持你的工科学习。现在却倒过来了，变成通识教育最重要，专业学科的知识附属在通识教育下面，这个是不对的！那大学就不叫University，而是College、Academy，甚至叫High-school就好了，完全不符合大学的定义。

　　 不过，从世界趋势来看，现在人作为个体成熟度确实是越来越晚，很多人到了20多岁还没有成熟，他哪里有什么能力来承担社会义务、社会价值？过去在18、19世纪，一个18岁的公民就可以承担乡镇市长的职务，我们现在哪里有可能做得到？

　　 《21世纪》：其实，整个教育改革的最重要环节是在大学入学考试，现在的入学考试模式难免让很多中学忽视学生通识教育方面的培养？

　　 黎建球：没错！如果我们现在考大学不再采用入学考试的模式，不再以某些科目做为考试的内容的话，在中学实施通识教育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因为你考大学就这么几科，别的科目对于学生而言不重要，中学自然也就不教了。如果说今天所有的大学都放弃入学考试而改用甄选，就像美国的录取考试一样，会让学生各科平均用力。如果大学录取关注这个学生在高中参加过什么社团、团队合作的情况怎么样，学生在高中时就不能不重视团队合作。那最多团队合作的就是球队嘛，那你就不能不去打球。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高中生一个礼拜打几分钟球啊？游几分钟泳？参加不参加乐团？没有嘛。所以这些人都要等到大学才去培养，整个学生的成熟度也往后延。所以现在的教育理念也越来越往后退，你等着看，再过二十年，通识教育已经不在大学做了，要推迟到研究院阶段了。

　　 换个角度来看，现在大学里开展通识教育的又有几家是成功的？通识教育里最重要的是语言以及人际关系的训练，请问现在有多少学生在大学里面口才、人际关系都得到了很好的训练？现在，我们是把这个教育的防线一直往后退、往后退，不断做出妥协。可能到了最后，全中国都是念博士的，但通识教育还没做好。

　　 《21世纪》：有没有改变的可能？

　　 黎建球：两种方式，一种是把现有的中学学时缩短，从6年变成5年，大学增加1年的预科阶段，专做通识教育和人文基本训练。此后的正式大学阶段，学生直接进入到专业科目的学习，这个可能是一个方法，现在台湾也在考虑是不是要按照这个模式来改。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国内很多大学就实行了预科制。另一种方式，对高中生进行通识教育的训练。法国目前还要求高中毕业生要进行哲学会考，因为他们认为哲学是基本科目，学生一定要经过哲学训练，否则就不能毕业。

　　 “不做第一，只做唯一”

　　 《21世纪》：目前，内地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知名私立大学，尽管现在国家也鼓励民间兴办学校，但几十年来民办高校一直发展得不太好，有些学校每年招生的时候都招不满，更有一些学校是靠虚报就业率来吸引学生就读。作为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知名私立学校，辅仁在招生的时候，更多会向考生及家长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黎建球：我们不强调就业，我们更多强调意义和价值。在台湾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家长愿意把自己的小孩送到辅仁大学，因为觉得辅仁大学管得好，小孩子在这里不会学坏。一般学校是不管学生的价值观培养的，你能够念到大学说明已经具备基本的谋生手段，只是你对这份工作满不满意而已。可是活的快不快乐，大学没有教啊。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要你做最顶尖的人，去做圣人，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的圣人就是孔子啊，那其他人怎么办？做不成圣人就完蛋了？我们辅仁的教育，是让学生懂得去做一个快乐的人。如果一个人快乐，那他是不是圣人、赚钱有多少也就不是很重要了。辅仁要建构学生的价值观，这是我们学校的目标。

　　 第二，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孩子未来不会成为领导人，但是我们要培养孩子有成为领导人的气质。我们认为提升学生气质也非常重要，而其他公立学校很少有人去讲这个问题。

　　 第三，我们相信社会未来所需要的人才不仅仅是会赚钱的人，还要有一批会为社会去思考的人，需要一批有理想的哲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同时，资源也应该更多地投入到这些人身上。

　　 《21世纪》：你的理念跟内地的大学校长有很大不同，在台湾的高等教育界你是不是也属于“异类”？

　　 黎建球：我跟内地的校长有过一些接触，坦白说，有点格格不入。其实在台湾内部，我也是少数派。不过，我觉得虽然自己是少数派，但至少是一个声音，只要这个声音存在，就不能不激起一些人的反省。如果连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声音都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也就统一了。我做辅仁校长时有一个宗旨，我不做第一，只做唯一。我的唯一别人没有，所以我就第一嘛。

　　 《21世纪》：可是，现实却是少数派往往面临很大压力，更不要说是做“唯一”。

　　 黎建球：是的，有时候压力很大。但我觉得，我们私立学校的老师首先要放弃做官的心，第二要放弃赚钱的心，放弃了名和利，你就可以全心做教育了。如果我在做校长时考虑自己将来是不是要做“部长”，很多事情就不敢做了，动辄得咎，患得患失，人就失格。我无得无私，我就有格，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