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宏观经济政策应更多关注结构性问题

　　本报评论员张立栋

　　按照国家统计局相关日程表，3月CPI、PPI数据将于今日(9日)公布。我们认为，无论公布数据是否与机构普遍预测的3.5%相吻合，对宏观经济决策层而言，如何推出更具针对性措施以面对结构性矛盾当是近期着力的重点。

　　这里所说的“结构性矛盾”并非一般意义上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解。凡举一例：本月初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CFLP)公布的3月PMI为53.1%，比上月回升2.1个百分点。而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的同一月份数值却创下四个月以来的新低，为48.3%比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

　　我们认为，这种大小企业间景气度偏离值持续加大的问题不容忽视。

　　当然，统计数据之间出现差异并不奇怪。合理的解释是，企业采样范围不同所造成，相对于物流指数，汇丰指数更多来自中小企业样本。

　　不过，更反映出一个严峻问题，相对于大企业，中小企业面临的下滑和危机更为严重，更需要有力的政策关切。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近期大企业景气度提升靠什么？一般的解释是，企业改善经营并持续开拓增量市场等等。事实上，我们认为大企业景气度更多依靠的还是外力作用。

　　外力来自两方面，一是今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强力推进；此外就是有关部门项目审批速度的加快。

　　我们乐见对大型企业的政策关切，但需要指出的是，政策资源支持应考虑到均衡性，覆盖程度的不公平很可能带来实体经济层面的严重后果。

　　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是，解决就业最为关键的，同时也是为数更多的中小企业缺乏必要的外力支持。比如货币宽松背景下更容易获得的贷款，以及企业债券发行层面的必要通行证——至今为止，尚无更多来自这两个层面实质性好消息。

　　众所周知，拖累经济增长的最大原因是出口增速大幅下滑以及国内需求随着房地产调控而产生的回落。对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前者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

　　而最新数据并不乐观：受欧债危机的影响，欧洲市场的需求萎缩导致今年1-2月出口的同比增速下滑至7%，仅为去年12月的一半左右——这同时造成了对工业增加值增速和制造业工资水平的拖累。

　　从全国范围而言，在整体经济运行相对平稳的背景下，经济下行迹象已更加明显：从前两月工业企业利润下滑，到社会用电量大幅度萎缩，都表示出增长动力的缺乏。

　　当然，也有谨慎乐观的理由：经济增速面临下行风险已经引发了高层足够关注，因此，可以肯定宏观经济政策将进一步采取应对措施，比如已经形成趋势并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还有，将更大力度推进积极财政政策等。而温家宝本月初在广西、福建调研时也明确指出，要根据形势变化尽快出台预调微调措施，同时做好政策准备，留有相应的政策空间。

　　宏观政策应对经济下行的种种主动姿态值得肯定，唯一需考虑和解决的是，需要更为合理地分配政策资源，让“利好”的刺激效应能够覆盖到更多的企业，无论它的规模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