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均收入不及全球平均一半的警示

　　

　　那种“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振兴要通过加剧不平等现象才能实现”的说法，是一种“危险的神话”，现在“应当结束这种危险的神话了”。

　　长期以来，我国人群构成几乎都是“金字塔型”的，富余阶层处于高高的象牙塔顶端，而下面则是一个基数异常庞大的中低收人阶层，他们占了绝大多数，越往上人口比例越低。

　　对于决策者而言，为普通国民生存增进福利，免于社会不公带来的恐惧，显得尤为必要且紧迫。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日前对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月收入做了最新统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月收入是1480美元、约合人民币9327元。其中，中国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656美元，约合人民币4134元，位列所调查72个国家和地区的第57位。另外，它统计的仅仅是工资，个体户或者自由职业者的收入未被纳入到统计范围。

　　中国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人均收入尚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位列倒数第16位，不得不说寒碜，与其大国身份不符。尤为值得强调的是，即便是当前不高的人均月工资水平，还是在贫富差距巨大的条件下产生的，部分人的高薪酬与社会平均水平及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差距明显拉大。在多数人看来，月平均工资收入4134元，虽然与其他国家的差距甚大，但在国内却意味着高收入水平。以笔者为例，工作于三线城市的二本高等院校，月收入不过3000元而已，与统计中的数字差距1000多元。而笔者这样的收入，在当地亦是人见人羡的高收入了，足见多数工薪阶层的工资收入远未达到平均数。正如有人所譬喻的，“他月薪50000，我2000，我俩平均工资26000”，贫富差距下的平均收入水平非但掩盖了穷人生存的困境，也压制甚至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收入分配不公平是不能回避的症结所在，表现为劳动收入的增长率低于劳动生产的增长率，使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社会学家分析，中国经济正面临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窘境：楼价升、薪金升、工业原材料价格升，但由于国际竞争产品却无法加价。所幸香港遇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制造业成本内移，使香港中产阶层求得上升空间，延续至1997年的十数年繁荣。反观内地民众却没那么幸运，所在企业成本无法转移，薪金不升，医疗、教育、房价成为“新三座大山”，稍不留神便会沦为房奴、车奴、卡奴、病奴和学奴。

　　如何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相信收入分配不均等是经济普遍繁荣的“发动机”，并且极力推崇“先把面包做大，再来分割面包”的发展战略。然而近年来，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收入公平分配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理事詹姆斯·斯佩恩指出：那种“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振兴要通过加剧不平等现象才能实现”的说法，是一种“危险的神话”，现在“应当结束这种危险的神话了”。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重视政府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而且能够将收入差距长期控制在较低又有别于平均主义的水平。而我国在饱受平均主义的煎熬后，一度放松了对收入差距的理性认知，对收入差距可能为经济增长带来种种不利却少有足够的认识。日本经济学家南亮进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收入差距拉大了，对此中国经济学界似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但是分配过分失衡的确是个必须警惕的危险倾向。

　　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中产阶层占多数是个不争的事实。在西方发达国家，其社会人群的构成是两头小、中间大，呈“橄榄型”，中间是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有钱人和贫穷者都是少数，其主流意识也是以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层为主体，中产阶层实际上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而这种社会形态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人群构成几乎都是“金字塔型”的，富余阶层处于高高的象牙塔顶端，而下面则是一个基数异常庞大的中低收入阶层，他们占了绝大多数，越往上人口比例越低。当下，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如果得不到有效疏导，暴躁的民怨足以毁掉苦心经营的成果，必然阻碍经济发展，动摇社会稳定，改革的步伐将延缓甚至终止。对于决策者而言，为普通国民生存增进福利，免于社会不公带来的恐惧，显得尤为必要且紧迫。

　　（责任编辑：彭金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