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企转型镜像：沉下心做实业

　　何佳

　　 3到4月，灿根机械一直在急切地寻找土地，以投建新工厂。

　　 灿根机械是杭州边上的一家民营企业，工厂现有的规模已不能适应生产扩展的需要。

　　 在经济逆势之中，将下一轮投资方向聚集于实体经济正在成为浙商的主流。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其中既包括如灿根机械这样一直深耕实业的企业，也包括部分非实体行业的投机者。

　　 多位浙江民营企业家近日向记者表示，“转型并不那么难”，关键在于“你是否真正在用心做实业”。

　　 本报记者亦调查发现，作为家族制企业的浙江民企从短期来说，转型的挑战来自于人才匮乏、成本上涨以及土地资源的稀缺，长期来说，则面临着引进职业经理人及更深层次的股权改革等挑战。

　　 坚持实业

　　 刘准备换更好一些的工房，“东西总有人要买，只要你用心干”

　　 浙江金华某灯具厂是一个只有10多名员工的企业，在2011年总利润达到了近100万。负责人之一刘对于在金融危机之下，能取得如此收益甚为开心。

　　 刘周围的朋友，不少人曾用工厂固定资产贷款，再作为高利贷向外放贷。

　　 高利贷的利润的确曾让不少做实业的民企逐步转移到非实体行业。刘透露，这些民企前期更多的是投资非浙江地区的房地产以及钢材期货，后期因房产行业资金短缺，接放高利贷者越来越多。

　　 但暴利只是昙花一现。

　　 据记者了解，部分浙商投资外地地产等，被套牢者不少，另投资款多是利用实体工厂贷款，还款压力较大，因此，放高利贷者结局并不尽如人意。

　　 2011年下半年，刘的一些做企业的朋友消失了，“大都是放高利贷收不回来”。

　　 这样故事到处上演。浙江的一位研究民营经济的学者对记者称，一个已经“跑路”的浙江民营企业家曾经非常风光，“两辆豪车，每次身边的女朋友都不一样，如今沦落为有家不敢回”。

　　 而刘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因为坚持实业，订货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稳定就好，这行最怕订单忽上忽下”。

　　 和刘有同感的人不在少数，“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搞企业”，灿根机械的负责人说。

　　 如今，刘准备换更好一些的工房，“东西总有人要买，只要你用心干”。

　　 刘说，“我就安心做做我的灯具。”

　　 转型不难

　　 “转型难”似乎是一个伪命题。“做什么不难？”这位学者说。

　　 众多回归实业的浙商正处于转型的十字路口。

　　 经过近三十年发展，浙江民企以出口为导向、科技含量低、利润微薄的发展模式已日渐式微。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0年中，浙江GDP增速已经连续10年下滑。

　　 这意味着产业转型显得日益迫切。而作为本省重要的经济主体，浙商能否成功转型，事关全局。

　　 灿根机械的负责人说，“实实在在做实业的不太怕转型”。

　　 嘉兴科技城管委会主任孙旭阳对本报记者表示，“产业转型有两个方式发展，一个是在现有产业基础上转型升级，第二个是培育新的产业。”

　　 如今，更多的民企选择第一种方式，在传统的产业上进行创新，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了第二种模式，直接培育新的产品，发展新兴产业。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企业往往不太愿意搬迁出去，更愿意在本地转型升级。

　　 浙江中亿管业正计划在当地建设新的生产基地，以生产新品。公司的主打产品是管业，新产品则是壁挂炉。“这个产品市场比较好。”其负责人介绍。

　　 一家位于浙中地区的某民营企业近期也准备上马一个新项目。为了储备人才，他们对特殊人才开出了30万一年的年薪。

　　 “我们从一家大型国企挖了一些高级技工，给他们高薪，甚至汽车的奖励”，这家浙江民企负责人说，有了这些人才，新产品可达到国内最新技术水平。

　　 这家民企负责人称，转型升级并非那么难，关键看“是否沉得下心做事业”。

　　 前述浙江学者认为，大部分浙商管理水平都不高，过去却能创造这么大的财富，如果提高管理水平，有效改进设备，引进人才，还怕转型难？

　　 “转型难”似乎是一个伪命题。“做什么不难？”这位学者说。

　　 成本挑战

　　 “现在企业不缺钱，是有钱没处投，缺的是项目，而项目需要人去做。”

　　 转型不那么难，不代表挑战就小。

　　 一位浙江民企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银行利息、税收、工人工资都很高，导致企业利润不同程度地下降。

　　 这也是外界所公认的浙江民企的现在的境况。

　　 事实上，不仅用工成本，土地成本、原料成本甚至社保成本等都在逐渐攀高，客观上增加了转型的难度。

　　 其中，人才的挑战最大。

　　 “做项目肯定要稳，赢肯定是赢在人。所以现在企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浙江一家为高铁生产配套设备的民企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认为，“现在企业不缺钱，是有钱没处投，缺的是项目，而项目需要人去做。”

　　 人才严重缺乏是众多浙江民企，尤其是中小型民企普遭遇到的现象。

　　 本报记者曾到过一家生产袜子机器的浙北民企，这家年营收可以达到4000万的企业，只有一名外贸人员是本科学历。

　　 这家企业由于高端技术人员缺乏，技术出身的老板不得不亲自参与研发和操作。此外，尽管成立了7年之久，管理层至今仍是该企业负责人的亲戚。

　　 人才的严重匮乏制约了这家公司的快速发展。如今，与其同一行业的另外一家公司已成功上市。

　　 之所以同行企业能上市，在于其早期引进了管理团队和外来股东。股权改革被看成是整个浙江民企，尤其是中小型民企转型的最大希望所在。

　　 不过，在本报记者调查的多家企业中（不含温州企业)，大部分民企负责人并不愿意拱手将股权让给“外人”，对“职业经理人”也有不少的芥蒂。

　　 但如果要做大做强，这或将是一个最不可回避的难题。

　　 突破封闭

　　 但这个群体的共识是，能否抓住新一轮产业调整的机会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命运。

　　 就在本土浙商拼命转型时，一批批在外经商的浙商正陆继回归。这次回归，是2012年浙江省政府的“头号工程”。

　　 “这是浙江的自救之举。”周德文评价说。周的身份是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

　　 “如果政府还像以往一样不积极推动，在外浙商这个风筝就要断掉了，所以政府今年加强了这方面的联系。”周德文说。

　　 浙江省政府希望浙商回归后能振实业，尤其是新兴产业。浙江省确定的重大浙商回归项目，包括战略型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

　　 过去浙江的民企更多的集中在服装、纺织、五金、小商品等领域，竞争激烈，附加值相对较低。

　　 而同处于长三角的江苏，以无锡尚德等新能源、物联网为代表大批高新技术民企则发展迅速，已经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这批在外浙商的回归被寄望带动本土民企进一步拓展相关具竞争力的产业。

　　 不过，在前述浙江学者看来，外地浙商的回归带来的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冲击。

　　 他表示，“浙江这个地方既开放也封闭，开放的是其市场直接和国际相连，封闭的是他们做生意的方式往往还是很乡土的。”

　　 该学者举例说，浙江有很多专业镇，该镇的产业往往在全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但这些企业大部分老板想的不是和国际、国内大企业对比，而是整天在自己一个镇上的其他企业比。这个企业上马什么，其他企业立马一哄而上，小的企业则直接仿冒”。

　　 这位学者称，相对封闭的思想，或许能从这些拥有丰富经验的回归浙商身上得到启迪。

　　 不过，部分回归浙商对本报记者表示，近年来浙江大规模引进央企，让这些回来的浙商们感觉空间渐小，且土地要素的制约更为明显，他们的压力也并不小。

　　 但这个群体的共识是，能否抓住新一轮产业调整的机会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命运，也决定了他们自己的“时代”是最好抑或最坏。